第19章 老门生三世报恩（第2页）

鲜于同从三十岁那年让贡开始，一连让了八次，到了四十六岁，还依旧埋没在秀才的行列里，和一群年轻秀才一起追逐科举功名。

有人嘲笑他，有人怜悯他，也有人劝他。

那些嘲笑他的，他全当没听见；那些怜悯他的，他也坚决不接受；只有那些劝他干脆去当贡生的人，会惹得他勃然大怒，说道：“你劝我去当贡生，无非是说我年纪大了，这辈子都别想考中科举了。

可你不知道，‘龙头属于老成’，梁皓八十二岁还考中了状元，也为天下有骨气、肯读书的男子汉争了口气。

我要是情愿屈就，三十岁那年就去当贡生了；再稍微花点心思钻营打点，至少也能当个府县的辅佐官员，昧着良心做事的话，完全可以荣华富贵，养家肥宅。

可如今这世道，就是个看重科举功名的世界！

就算是孔夫子那样的圣人，要是没考中科举，谁又会承认他胸有才学呢？反倒是那些穷乡僻壤的毛头小子，粗粗记得几篇陈腐的八股文，要是碰上瞎眼的考官，胡乱圈点一番，就能在睡梦里混个进士头衔。

一旦中了进士，照样有人巴结着拜他做门生，尊称他为老师，他就算是天南海北地胡吹乱侃，又有谁敢出个题目，再考考这个戴乌纱帽的进士呢？

不仅如此，做官里头还有太多不公平的地方！

进士出身的官员，就像是铜打铁铸的一般，就算肆意妄为，也没人敢说个“不”

字；而那些靠贡生出身的官员，就算做事兢兢业业，小心翼翼得像捧着鸡蛋过桥一样，上司还总要找他的麻烦。

等到巡按御史回京复命，弹劾官员的时候，只要是进士出身的，就算把他写得极其贪婪残酷，旁人平心而论，觉得他被捉拿审问也罪有应得，可到了最后，朝廷生怕断了这些进士官员的后路，总会说：‘这个官员，虽然为官不端，但念在他初出茅庐，或者还年轻，还有改过自新的机会，还有望在晚年奋发图强，就按照处事浮躁或者政绩不足的条例，降职调任吧。

’没过几年，这些人又能官复原职，甚至步步高升。

要是舍得花些银子，央求有权有势的人出面挽回，最多不过是调换个地方做官，压根不算什么大事。

可贡生出身的官员就不一样了，只要犯了一分错，就会被当成十分错来处理；运气不好的话，碰上那些有权有势的人，没处发泄怒火，就算你是个清廉贤明的好官，也免不了要替那些进士出身的官员背黑锅。

有这么多不公平的地方，所以我要是考不中进士，干脆就别做官了！

我宁可一辈子做个老秀才，就算死了，到阎王面前高声喊冤，也能博个来世出头的机会。

我怎么能甘心屈身求全，整天受别人的气，靠吃顺气丸过日子呢！”

说完，鲜于同便吟出一首诗来：“从来资格困朝绅，只重科名不重人。

楚士凤歌诚恐殆，叶公龙好岂求真。

若还黄榜终无分，宁可青衿老此身；铁砚磨穿豪杰事，春秋晚遇说平津。”

汉时有个平津侯，覆姓公孙名弘，五十岁读《春秋》，六十岁对策第一，做到丞相封侯。

鲜于同后来六十一岁登第，人以为诗谶，此是后话。

鲜于同自从吟完那八句诗后，求仕的志向反倒越发坚定了。

可无奈他时运不济，转眼就到了五十岁，依旧是“苏秦还是旧苏秦”

，没能改换门庭、金榜题名。

又过了几年，他就连秀才的岁考都考不好了。

可每到科举考试的年份，第一个拦在考场门口请求报考的，还是他，也因此招来了不少人的厌烦和轻视。

到了天顺六年，鲜于同已经五十七岁，鬓角头发都变得花白，却还是挤在一群年轻秀才中间，兴致勃勃地谈论文学、讲解经艺，说起来就滔滔不绝。

那些年轻人看见他，有的把他当成怪物，远远地躲开；有的把他当作笑柄，凑上前去戏弄他。

再说兴安县的知县，姓蒯名遇时，表字顺之，是浙江台州府仙居县人。

他年纪轻轻就考中了科举，名气和声望都很高。

他喜欢和人谈论文学经艺、品评古今人物，却有个毛病——偏爱年轻人，看不起年长的读书人，做不到一视同仁。

见到年轻有为的秀才，他会格外看重、多加鼓励；要是碰到年纪大的读书人，就把人家当成腐朽无用的东西，嘴上喊着“先辈”

，语气里却满是戏谑和轻慢。

这一年乡试的日子快到了，学政下发公文，命令各县对秀才进行录科考试，选拔有资格参加乡试的人。

蒯知县便召集全县的秀才进行考试，他让人把试卷上的姓名糊起来再批改，仗着自己眼光准，一心要秉公评判。

他从一堆试卷里挑出一份当作第一名，心里得意极了，就当着所有秀才的面夸赞道：“本县选中的这份榜首试卷，文风很有吴越地区的韵味气度，作者这次乡试肯定能一举得中，接下来的会试也能接连告捷，咱们全县的秀才，没人能比得上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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