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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之后，我又断断续续地找过安小男几次，有时候请他吃顿饭，有时候给他送几件剧组里配发的工作装。

那两万块钱他没有用于换房子住，而是都寄回了H市，支付他母亲治疗眼病的费用了。

他继续住在挂甲屯厕所边上的平房里，等待着下一个考试季的来临，并提心吊胆会不会被校方抓个现行。

我也帮他找过工作。

很遗憾，我们那个工作室的经费非常有限，因此才只能剥削那些“有志于艺术”

的实习生，而要想添加一个全职的岗位基本上是不可能的。

至于我问过的其他同学那里，情况就比较气人了。

那些家伙平常都吹得天花乱坠的，可是真赶上事儿，却一个比一个缩得快，给我的答复不是“能力不济”

，就是“掣肘奈何”

，还有人反过来开导我：

“为了那么一个人，你犯得着吗？”

这固然也没什么不正常的，世上有贫贱之交，有富贵之交，但最让人无法想象的就是富贵与贫贱之交。

让我不舒服的是，他们对我的义举也揶揄了起来。

“上次我想在你的片子里插俩‘软广’，你张嘴就要十万，这时候却他娘的扮演起了爱心大使——”

一个自己开了个小公司的同学刻毒地挤对我说，“告诉你，就你兜里那俩钢镚儿，想沾染真正的富人癖好还早着呢。”

更让我不适应的，反而是和安小男的交往本身。

他看我的眼神已经不对劲了，刚开始是羞怯和感激的，后来就渐渐地变成了崇敬。

那崇敬之中似乎又藏着什么严肃、高远的东西，仿佛崇敬的并非我这个人，而是我所代表的某种抽象观念。

他不会认为我对他的关切是出于什么伟大的情怀，进而把我看成“道德”

的楷模了吧？

“我在大学期间所做的最正确的一件事，你知道是什么吗？”

在五道口一个挤满了韩国人、“西巴”

之声不绝于耳的串儿吧里，安小男奋力地用嘴撸着一根烤火腿肠，喷散着酒气问我。

“是当众痛斥了商教授吗？”

“不不不，是那天在图书馆门口和你打了个招呼。”

“这实在不敢当。”

我躲着他的目光说，“事实证明，我帮助你学习历史什么的，明明都是浪费时间。”

“那些都是鸡毛蒜皮的小事儿，不值一提。”

安小男用竹签子“点”

了我一记，“我的意思是，我很庆幸能交到你这个朋友，这让我不再那么孤独了。”

我忍不住打了个寒战，突然有一种冲动，那就是向安小男坦白，我之所以愿意帮助他只是因为“黑”

过他的钱，如今心里突然过意不去了——假如非得把这种情绪称为“负罪感”

的话，其性质也仅仅类似于一个立志减肥的胖子在酒足饭饱之后的后悔与自责。

但我又在话要脱口之际憋住了。

告诉他实情又有什么用呢？当务之急，其实是寻找到一条门路，改变安小男的处境，帮助这个已经被现实逼到墙角的人“跳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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