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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这个阶段，安小男和李牧光之间还没有发生直接的交集。

我想介绍的发生在他们之间的雇用关系，指的也绝非安小男那篇被我克扣了大半稿费的文章。

一个“枪手”

有什么稀奇的呢？在我毕业之后，找到的头一份差事，是在一个市属机关当秘书，工作内容就是给副局长写发言稿。

而像我这样的编制内“枪手”

，在各级单位里面数不胜数。

再说一个笑话，我所“跟”

的那位副局长本来是一平谷桃农，普通话不太标准，总是把“我们”

说成“碗们”

，而恰好我们的局长又姓郭，于是他朗读稿件的时候就变成了：

“碗们要团结在锅的周围，坚决解决好老百姓的副食供应问题。”

这份工作我干到第二年，就死活坚持不下去了。

坐在单位的会议室里，我感到自己真的是一只碗，叮当乱响地空空如也，只等着从锅里分出一点肉汤来。

然而锅身边积极踊跃的碗又太多了，他们有的会往锅里倒米，有的是从更大的锅里空降下来的，还有的镶着金边妩媚多姿，并且不惮于随时和锅跳到同一个水槽里去洗澡。

看起来，我这只缺了口的破瓷碗是很难熬到出头之日了，于是我咬了咬牙，放弃了这条许多人眼里的“人间正道”

，跳槽去了一个地方电视台下属的节目制作公司。

随着广电系统的市场化改革，如今的制作公司完全采用项目制，拍一个片子拿一份钱，不想干活的时候，在家躺半个月也没人管你。

虽说碗们和锅的关系仍然颠扑不破地存在着，但在这个管理相对松散的单位，我的生活状态总算轻快了一些。

我先是当记者，跑了一段时间的社会新闻，然后又转入了编导岗位，很快混上了一个导演的头衔。

只可惜我这个导演和动画片导演、动物世界导演一样，都是没机会和女演员们“深入说戏”

的。

我干的是纪录片，所表现的内容不是边远山区的孩子走几十里路去上学，就是挺着大肚子的女支书都“破水”

了还坚持带领乡亲们抢修养猪场。

斗转星移地又过了几年，我的某部主旋律片子蒙上了一个政府奖，进而和公司签订合同，成立了自己的工作室。

随着财务上的宽裕，我在通州买了房子，接手了一个朋友的二手“大切诺基”

，染上了把玩檀木佛珠和沏工夫茶的爱好；为了让自己时时刻刻“更像个导演”

，我还留起了络腮胡子，每天出门之前都给自己扣上一顶镶有红五星的绿帽子。

总而言之，我终于变成了自己既向往又厌恶的那般模样——一个满嘴跑火车的文化混混儿。

大概是北京刚开完奥运会的时候，我的不知第几任女朋友，一位社会学专业的在读研究生向我建议了一个新选题：中关村和学院路一带的“校漂”

人群。

这个群体和那两年受到大量关注的“蚁族”

又有不同，他们之所以不是学生还赖在大学周边，原因是多种多样的：有人纯粹是毕业之后收入低，贪图食堂的价格便宜；有人是因为还保持着华而不实的精神追求，喜欢隔三岔五去听听讲座什么的；还有人是因为怎么也跨越不了从学生到社会人的心理转变，索性就拒绝长大了。

凭着直觉，我感到这些人里也许能挖出点儿什么东西，弄不好还能再骗个国际上的二流奖呢。

况且，我也迫切需要拓宽题材。

说做就做，我“撒”

出去几个聘来的实习生，让他们为我搜集汇总了一批“校漂”

的典型人物，然后带着摄像扛着长枪短炮，逐一进行采访。

工作进行得出奇的顺利，那些“素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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