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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次以后，陈金芳果然主动约了我两次，一次是在东四十条的“大董”

烤鸭店设宴为某个刚从国外回来的摄影家接风，另一次则是她公司开办的新年聚会。

在第二个场合上，我说到做到地为她引见了几个文化口的记者和在绘画圈子里“相当有分量”

的研究者，也见识了她的公司：地点在北五环外一个区政府开设的“创业产业园”

里，三层小楼的一层和二层分租给了咖啡馆和书店，第三层是通透敞亮的办公场所。

陈金芳在自己房间的墙上挂满了与各路头面人物的合影，不知是买来还是别人奉送的画作与雕像则杂乱无章地摆在外面的大厅里。

一眼就可看出，她的公司还没有正式运转开来，地毯和墙面还散发着化学材料的味道。

而在这个园子里，如此这般大大小小的公司起码不下二十家。

她那儿干活的人很少，除了永远在场的胡马尼，其余就是两三个大学还没毕业的实习生。

不过这也符合这种公司的特点：人手并不必多，只要路子够宽，手头的现金充裕，便可以游刃有余地低买高卖。

事实上，这也正是陈金芳给人们留下的印象。

她与任何人都能自来熟，盘旋之间挥洒自如，俨然“摆开八仙桌，招待十六方”

社交名媛。

三言两语涉及“业务”

的时候，她嘴里蹦出来的不是百八十万的数目，就是那些如雷贯耳的名号。

“这位女士是什么来头，你清楚吗？”

端着高脚杯分头闲聊时，一个报纸副刊的编辑问我。

“其实真说不上熟，是她非想认识你们，我才招呼你们来的。”

我说。

“像她这样的人，基本上逃不出两种可能性。”

那位编辑沉吟片刻，一副见多识广的样子，“一是外地哪个土财主的外室，再不就是领导干部的家人。

这种买卖投资未必小，赚钱却不见得有保障，有这些资金，开个饭馆要稳妥多了，所以一门心思钻进来的，不少人都是阔小姐开窑子——纯图一乐儿。”

我望了望大厅中央穿着小礼服的陈金芳，饶有兴致地问：“那你看她是哪一种呢？”

“都像，也许两者都是吧。”

我笑了笑，不再多嘴，独自走向大厅角落里的那台“山水”

音响。

音箱上的实木架子里，竖插着好几排古典音乐CD，种类相当之全：莫扎特、贝多芬、门德尔松、西贝柳斯……我挑了张帕尔曼演奏的柴可夫斯基《a小调钢琴三重奏》放进唱机。

在这个版本中，与他合作的钢琴家是同样声名赫赫的阿什肯纳齐。

但乐声刚一传出来，我便意识到自己的选择很不妥。

那旋律太凄凉了，尤其是小提琴部分，简直是在眼泪汪汪地哭诉。

事实上，这首乐曲是柴可夫斯基为悼念鲁宾斯坦而写的，是一首不遮不掩的挽歌。

《日瓦戈医生》里也提到了这部三重奏，一曲未了，女主人公拉拉就得知了母亲死去的噩耗。

而眼下的场合可是新年聚会呀。

满堂的红男绿女都被笼罩在一层古怪的气息里，两个敏感的人狐疑地朝我看过来。

我慌了下神，赶紧把那张CD拿出来，随便换了张维瓦尔第的《四季》。

直起腰来，我的眼前炸开一片繁花似锦的视觉效果，陈金芳笑盈盈地站在我面前。

因为兴奋，她的脸上直泛红光：“谢谢你啊。”

我知道，她指的是我带来的那几位“有用的人”

。

方才她与他们应酬得很成功，没准已经预约下好几个版面的专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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