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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帕尔曼第三次来华的音乐会上偶遇后，我和陈金芳并没有马上建立起联系来。

原因很简单，我本人陷入了前所未有的意志消沉。

我离婚了。

离婚的责任当然在我，对于这一点，我从不讳言。

经过多年的自我培养，我终于变成了一个彻头彻尾的混子。

大学凑合着毕业以后，我父母最后对我尽了一次心，把我塞进了一家旱涝保收的国家单位，但只干了一年多，我就辞了职。

打着“献身艺术”

的旗号，我一边写着电影评论，一边做起了小剧场戏剧策划。

在文化产业虚假繁荣的大背景下，我的几个创意还真被搬上了舞台，但很快，我就发现自己不是那块料。

更要命的是，我跟几个编剧导演合股创办的那家皮包公司转眼就真的只剩了一只皮包，包里装着几部胎死腹中的剧本，此外还有一把欠条和两张法院传票。

吃完散伙饭，我回到家，醉眼蒙眬地问我老婆茉莉：

“你在那个外企到底混得怎么样？”

结婚以后，这是我第一次打听她的收入，听到的数字差点儿把我鼻子气歪了——早知道守着这么个金矿，我还出去瞎折腾什么呀。

进而，我潇洒地宣布：

“那我可开始吃软饭了啊。”

茉莉真是个侠骨柔肠的好姑娘。

当初要跟我结婚的时候，她们家人就不同意，可她被猪油蒙了心，愣是谎称怀孕跟我把证儿领了。

我辞职“搞文化”

那阵，整天跟她云山雾罩地吹牛，而她却从来没跟我说过她早已经被提到了高级职员的位置。

这是在照顾我那脆弱的自尊心呢。

再后来，我连自尊都不要了，索性赖在家里吃她的喝她的，她也没表示过什么怨言。

“你这个人唯一的缺点，就是太不催人奋进了。”

我曾经厚颜无耻地这样评价她。

她给我的回答则是：“那你呢，如果说还剩一个优点的话，那就是特别惹人心疼。”

我一想，她说得还真对。

在我们那不长的婚姻生活中，她一直充当着半个老婆半个妈的角色，从身体到心灵全方位地呵护着我。

不过人的忍耐能力终究是有限度的，有一天，她犹豫地告诉我，那家跨国公司把她送进了美国的商学院，毕业之后将转到洛杉矶去工作。

我叹了口气，对她说：“那我就不拖你的后腿了。”

茉莉哭了，执意把存款都留给我。

她的钱我本来没脸再要了，可她却说：“如果你不要，那就是你甩了我而不是我甩了你了。

我是女的，我更需要自尊。”

我只好顺坡下驴：“嗯，那我就让你甩一次吧。”

我那早已像破抹布一样的自尊，居然卖出了如此丰厚的“包圆价”

。

离婚的事宜处理得非常快，我把茉莉送到机场，心平气和地勉励她：“祖国人民盼着你争光呢。”

而把这事儿通知我父母后，他们的态度居然是基于恨铁不成钢的幸灾乐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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