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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后来，我们就毕业了。

凭借小提琴这个特长，我被圆明园那边的一所重点中学招收，开始了平时住校，假期才回家的生活。

作为“金帆乐团”

的首席小提琴，我有了许多相当正式的演出机会，参加过和国外学校合办的音乐夏令营，还跟不少“科教文卫”

系统的头头脑脑握过手。

我与陈金芳那拉琴和听琴的关系自然就此终止。

那就像一个无关紧要的秘密，转眼就被当事人忘得干干净净。

在此后的日子里，我们仅仅见过屈指可数的几面。

记得有一次见她，是在高一结束，快上高二的时候。

当时我刚参加完暑期的“全国青少年音乐联展”

，带着一身海腥味儿从青岛回来。

连着游了几天泳，再加上刚下火车，我疲倦得很，经过大院儿斜对面那一排小卖部的时候，一不留神踢倒了两个立在马路牙子上的啤酒瓶。

啤酒是半满的，洒了一地白沫，我赶紧弯腰把它们摆正，但为时已晚。

两个穿着灯笼般的大肥裤子、脖子上挂着大串金属链子的野小子追了上来，他们骂骂咧咧地推搡我，问我“这事儿怎么办吧”

。

那些孩子大都是从丰台来的，有的是职高的学生，还有的干脆辍学在家。

很多次，我看见过他们把老实巴交的中学生堵在墙角，一边抽嘴巴一边搜兜儿，连人家脚上的球鞋也抢。

对于我们这些“大院儿”

里的孩子，他们仿佛怀有先天的仇恨，只要碰上落单的决不手软。

我话也不敢说，只是一味心惊胆战地后退，而这时，一条刺满了文身、龙飞凤舞的胳膊已经搭到了我的小提琴琴匣上。

“拿来我看看。”

那人笑着对我说，嘴里露出一颗缺了一半的门牙。

这人我见过，是个赫赫有名的痞子，因为门牙的原因，外号叫“豁子”

。

那几年里，附近的恶性案件似乎都跟这人有关。

更让我害怕的是，他对我的琴产生了兴趣。

那是一把德国仿制的“斯科拉迪瓦里”

，是我母亲托了不少人才买到的。

琴匣被粗暴地从肩膀上拽下来，我赶紧把它抱在怀里，同时弯腰蹲了下去。

这是宁可挨揍也不撒手的姿势，痞子们果然被我的态度激怒了。

他们骂着脏话，揪着我的头发，过不了几秒钟，拳脚就会准确有力地落在我的脸上、肋骨上。

就在这个时候，头顶上有个女声响起来：“你们丫撑的吧？”

我保持着大便的姿势曲颈看去，望到了陈金芳的脸。

陈金芳穿着一双明黄色的塑料拖鞋，脚指甲都被涂成了艳红，它们星星点点地晃动，不知为何又让我想起了当初洒在水泥地上的血迹。

再往上，是牛仔短裤下毕露无遗的大腿。

她推开那两个小子，又把豁子拉开：

“算了算了。”

豁子似笑非笑地问她：“你认识这孩子？”

“说不上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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