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73章 赵顼的文章下
今有君子，沉潜经史，考镜得失，其心在于为万世开太平，此知之功，不可泯也。
然，若执此知以为足，坐论道而不起行，是犹持万贯之钱契而饿死于廪粟之侧，岂不悲夫？
另有君子，洞悉时弊，锐意更张，其志在于解生民于倒悬，此行之勇，不可没也。
然，若恃此勇以为足，贸然行而不返知，是犹无星秤尺而量江海之深广，其不倾覆者，几何？
（对“知”
派与“行”
派，先肯定其价值，再指出其可能陷入的偏颇。
这种不偏不倚、公允全面的态度，足以让双方都感受到被理解，从而更容易接受文章后续的引导。
那“钱契饿死”
与“无星量海”
的比喻，更是犀利精准，入木三分。
在进行了充分的铺垫与说理后，文章亮出了最核心的观点——“辨志”
。
）
故学者之要，首在“辨志”
，亦即“判心”
。
判其心之所向，何为苍生耶，何为名利耶？
心若为公，则其知必求明彻，其行必求稳妥。
心若为私，则其知流于口耳，其行必归于莽荡。
真知，非记诵辞章之谓，乃事理当然之则，了然于胸，如痛痒之在己体。
真行，非蛮力强为之谓，乃此心良知发用于事，如好好色、如恶恶臭之自然。
如此，则裁军、科举改制，莫非仁政之施为；
《通鉴》、《唐礼》，莫非事功之津梁。
又何有乎新旧之争、知行之分？
（这将辩论从形而上的哲学思辨，彻底拉回到了士人的道德初心与现实担当。
只要“心为苍生”
，则具体政策之争不过是“实策之优劣”
的技术性讨论，而无关乎道德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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