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69章 再问司马光（第4页）

这份题纸，如同一枚投入深潭的巨石，在太学掀起了远比前几次更为剧烈的思想海啸。

支持变法者欣喜若狂，视之为对旧学体系的终极批判；

司马光的追随者则感到前所未有的压力，因为他们发现，对方不再攻击“知”

的重要性，而是在追问“知”

的终极目的，这让他们难以用旧有的逻辑防御。

赵顼的这次出击，不再是简单的见招拆招，而是一次旨在重新定义士人精神内核与帝国价值观的哲学总攻。

他将司马光引发的“道术之辩”

，成功地转向了更具实践性和感召力的“知行合一之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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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此一役，熙宁变法的思想基础，被夯实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

这场太学大辩论，胜负的天平，已悄然逆转。

当太学诸生还在为前一日那三个凌厉的诘问争得面红耳赤、莫衷一是之时，第四日的黎明，那份熟悉的题纸再次如约而至。

这一次，标题不再是疑问，而是庄重的宣告——

《知行本体论——与温公诸贤书》

文章开篇，并未延续昨日的锋芒，而是以一种集大成的恢弘气度，对连日来的辩论进行了总结与升华：

“连日与诸贤论辩，受益良多。

尤感温公‘知而不行为空谈’之论，如暮鼓晨钟，切中时弊。

学生思之再三，有一得之愚，敢陈浅见：”

“窃以为，知与行，非两事，实乃一体之两面，本不可分。

恰如手心之于手背，相即相入，共存共亡。

天下未有知而不行者，知而不行，只是未知；

天下亦未有行而不知者，行而不知，只是冥行妄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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