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67章 汴京一士人（第3页）

“若不可复，则我等所法者，乃三代之精神耶？亦或是三代之制度耶？”

“若法其精神，则‘通变’二字，是否正是三代圣人应对时局之核心精神？《周易》有云‘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此语当如何解？”

这三个问题，层层递进，逻辑严密。

它没有直接否定“三代之治”

的理想，却巧妙地将“复古”

的虚妄性揭露无遗，并顺势将“变通”

这一改革的核心逻辑，包装成了圣人遗训！

这简直是为变法量身定做的理论基石！

讲堂上，斋舍内，辩论瞬间白热化。

保守的学子面红耳赤地坚持“法古为先”

，而更多务实、敏感的学子则如醍醐灌顶，激动地反驳：

“若井田不可复，空谈三代有何益？《易》道尚变，此乃天道！”

太学，这个向来是古板经学堡垒的地方，第一次被“变革”

的思潮猛烈冲击。

第一日的波澜尚未平息，第二日，新的题纸又至，标题更为尖锐——《王霸之辩，可有时乎？》

问题更加咄咄逼人：

“孟子曰‘以力假仁者霸’，是否意味着，无‘力’则‘仁’亦不可行？”

“假设强虏压境，欲行仁政于百姓，是先修文德以来之，还是先强甲兵以御之？”

“《春秋》褒奖齐桓公、管仲‘尊王攘夷’，此乃‘王’道，还是‘霸’术？若为‘霸’，孔子为何褒之？”

这一问，直接将理想拽入现实。

当北辽西夏的铁骑威胁真切存在时，空谈“仁者无敌”

显得如此苍白。

许多学子想起边关的烽火，想起朝廷岁币的屈辱，不禁血脉偾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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