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2章 法理与情理（第3页）

不赦之重罪，自首不得减刑，理当判处死刑。

反对者的情理法辨析：

动机考量：阿云作案，事出有因。

叔父“违律为婚”

在先，将其推入火坑，其情可悯。

后果轻微：韦大未死，仅受轻伤。

自首情节：阿云主动交代，节省了司法资源，体现了悔过态度，应予以鼓励，符合立法本意中的“宽恤”

原则。

因此，应认定其行为情节较轻，或可论证其非“谋杀”

而属“故杀”

，并因自首予以大幅减刑。

此案在登州地方审理时，就因这些争议久拖不决，最终作为疑难案件上报刑部，乃至惊动了朝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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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顼为了减少司马光对朝政大计的议论（干涉），同时也看重其精通典章、秉性刚直，便任命他“判审刑院”

，专门负责审核全国各地的疑难案件。

阿云案，正好落在了他的手上。

司马光接手后，展现了他作为传统儒家士大夫的鲜明立场：礼法重于人情，秩序高于个体。

他仔细研读卷宗后，作出了旗帜鲜明的判决意见，其核心论据如下：

正名分，明纲常：司马光首先驳斥了“婚姻无效”

的说法。

他强调，只要婚约已成，夫妇名分已定，阿云杀夫，便是以卑犯尊，触犯了“夫为妻纲”

的人伦大义，是十恶不赦的“恶逆”

之罪。

在此前提下，婚姻是否“违律”

已不重要，重要的是维护尊卑等级这一根本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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