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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99章 民可使由之 孔子治世思想的辩证思考（第3页）
这种注解强调了民众与统治者在认知能力上的差异，认为
“使民知之”
既无必要，也不现实，反映了汉代儒家对社会等级与统治秩序的维护。
宋代的朱熹在《四书章句集注》中，虽然没有明确提出
“愚民”
的说法，但也延续了类似的思路。
他认为：“民可使之由于是理之当然，而不能使之知其所以然也。”
朱熹将
“由之”
解读为
“由于是理之当然”
，即让民众遵循天理与道德规范；而
“不可使知之”
则是因为民众的认知能力有限，无法理解
“理”
的深层内涵。
朱熹的注解融入了宋明理学的
“天理”
思想，将
“民可使由之”
与道德教化结合起来，强调统治者的责任是引导民众遵循道德规范，而非让民众深入探究
“理”
的本质。
这种
“愚民说”
的注解，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占据了主流地位，一方面是因为它符合封建统治者维护等级秩序、强化中央集权的需求；另一方面，也与封建社会中民众普遍缺乏教育、认知能力有限的现实相契合。
但这种注解也存在明显的局限性
——
它过度强调了民众与统治者之间的认知鸿沟，忽视了民众的主观能动性与认知能力的可提升性，容易被解读为统治者对民众的压迫与控制。
2.
“教化说”
：强调统治者对民众的教育与启发
与
“愚民说”
不同，部分学者从孔子
“有教无类”
“仁者爱人”
的核心思想出发，对
“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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