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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56章 孔门四忧 修行的警钟（第6页）
“讲中学，学中讲”
的氛围，使稷下学宫成为
“百家争鸣”
的摇篮，推动了学术的繁荣。
唐代的孔颖达，主编《五经正义》，通过
“讲学论辩”
统一经学。
他召集
“国子博士、太学博士”
等学者，“共参议得失”
，对《周易》《尚书》《诗经》《礼记》《左传》的各家注释
“详加考订，去其异端，存其正义”
（《旧唐书?孔颖达传》）。
在编撰过程中，孔颖达
“每与诸儒论难，必据理以折之”
，这种
“讲学式编撰”
使《五经正义》成为唐代科举的标准教材，实现了经学的系统传承。
宋代的朱熹，在白鹿洞书院
“讲学授徒”
，制定《白鹿洞书院揭示》，明确
“为学之序：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
，将
“讲学”
与
“践行”
结合。
他
“每休沐日，诸生环立，请益不倦，先生倾竭告之，略无倦色”
（《朱子语类》），甚至
“病中讲学不辍”
，弟子记录其言论编成《朱子语类》，这种
“讲学不息”
使理学思想传遍天下，“自熹没，其学为世所宗，谓之程朱学派”
（《宋史?朱熹传》）。
当代的
“讲学”
形式虽变，精神仍在。
高校的
“慕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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