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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充分利用这一形势，他又说，他以往一直赞成立宪政体，但是，被邪恶的地方议员们引入了歧途。

英国大使说："我想，这位苏丹是当代喜剧演员中最伟大的一个，而且是独一无二的，因为他在大众面前摆出了这样一付姿态：他是人民的纯朴的、慈爱的父亲，只是40年来在关于人民的真正愿望的问题上一直为其顾问们所欺骗。

"

苏丹投降的消息受到基督教徒和土耳其人的热烈欢迎，他们欣喜若狂、在街上互相拥抱。

青年土耳其党的领袖恩维尔帕夏大声说；"不再有保加利亚人、希腊人、罗马人、犹太人和穆斯林。

我们都是同一蓝天之下的兄弟。

我们人人平等，我们为自己是奥斯曼人而自豪。

"这种欣快的气氛并没有持续很久。

以往使在巴黎的流亡者分裂的中央集权与权力分散的问题，这时必须作为一个迫切的政策问题而不是作为一个理论问题来予以正视。

此外，新的领袖通常被称为青年土耳其党人，而保守分子不信任所有的青年土耳其党人。

1909年4月12日保守主义者在君士坦丁堡进行反革命活动、夺取对首都的控制时，这种不和达到了顶点。

青年土耳其党聚集起他们在马其顿的力量，向君士坦丁堡进军，经过数小时的战斗之后占领了这座城市，然后强迫阿卜杜勒·哈米德退位，尽管他在这场政变中的同谋犯罪未得到证实。

根据新苏丹穆罕默德五世自己所讲，他10年里没读过一份报纸。

因此，他充当了青年土耳其党的温顺的傀儡，青年土耳其党这时已成为君士坦丁堡的无可争辩的主人。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的几年中，他们试图加强他们的帝国，使其现代化，但是没取得什么成功。

他们试着推行中央集权和土耳其化的政策，但是他们愈坚持这样做，引起的反对愈多。

这时，要拒绝接受阿尔巴尼亚人、阿拉伯人、希腊人、保加利亚人和其他从属民族的不可抗拒的觉醒，已为时太晚。

因而，结果是镇压和反抗的恶性循环。

阿尔巴尼亚人于1910年拿起武器，两年后，巴尔干各国结成一个联盟，反对土耳其人。

其时，意大利也已于1911年侵入非洲的的黎波里塔尼亚地区。

因而，直到1914年青年土耳其党决定与同盟国共命运以前，他们发现自己几乎不断地处于交战状态。

显而易见，土耳其人为适应于西方而作的努力证明是异常无效的。

因为宗教传统和历史传统，他们比俄国人更不受西方的影响，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他们最后更易受到西方的攻击。

他们没有发展起自己的工业，因此。

他们的军队除一直依靠西方的指导者外，还一直依赖于西方的武器。

实际上，奥斯曼帝国本存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是因为诸强国的相冲突的利益和政策而不是因为它自己的力量。

它的幸存不应掩盖以下事实：这帝国仅仅经西方的勉强同意才生存下来，它在政治团结、经济发展和军事力量方面们毫无希望地不如西方。

三、阿拉伯人

阿拉伯诸民族同巴尔干基督教徒一样，受到奥斯曼的统治达四个世纪。

他们并不象巴尔干基督教徒那样认为这种统治是一种沉重的外来枷锁。

首先，早期的奥斯曼的行政管理是有效的、通常可接受的。

阿拉伯人如同穆斯林那样，用西方的神权政治的思想方法而不是用西方的世俗的思想方法进行思考，他们认为土耳其人与其说是外国人，不如说是同道的穆斯林，因而，感到对他们生活在其中的穆斯林奥斯曼帝国有一种真正的密切关系。

在近代，这种感觉由于欧洲人的侵略性而得到增强；欧洲人征服了北非、中亚和南亚的古老的穆斯林王国。

面临如此可怕的威胁，阿拉伯人很自然地把土耳其人看作是保护卷土耳其人虽然在后期变得愈来愈腐败和暴虐，然而仍比异教徒好得多。

这些原因说明了为什么阿拉伯人在感受西方影响和发展民族主义抱负方面远远地落后于巴尔干基督教徒。

西方对近代阿拉伯世界的影响，可以说从1798年拿破仑率领侵略军在埃及登陆那一天就已开始。

拿破仑的真正目标是打击英国在东方的地位，但是，在海军将领纳尔逊在亚历山大附近歼灭拿破仑的舰队以后，拿破仑放弃他的目标，回国了。

不过他的远征对埃及有持久的影响，因为这不仅仅是一个军事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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