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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仅有的抗议迹象是在墙上出现了少数标语。

土耳其的改革者仍面临着一种群众的惰性，这种惰性可与1825年使俄国十二月党人彻底失败的那种群众的惰性相比。

因而，阿卜杜勒·哈米德能在19世纪其余的时间里作为其帝国的无人挑战的主人进行统治。

在那数十年间，阿卜杜勒·哈米德通过无情地反对民族主义和立宪主义的分裂性力量来执掌政权。

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他阻止人们去国外旅行、学习，保持一大批密探，并对新闻界实施严格的检查制度。

他的特务们时常将小批小批的不满分子撵走；这些不满分子多半是知识分子和官员，通常逃到巴黎避难。

他们在那里出版批评哈米德独裁政权的期刊和小册子，因而在西欧一般被称作青年土耳其党。

阿卜杜勒·哈米德统治下的包括阿拉伯人、希腊人、亚美尼亚人、阿尔巴尼亚人、库尔德人和犹太人在内的各从属民族的革命领袖们也加入这些土耳其的流亡者。

所有这些民族的代表为了组成一个反对独裁政权的共同战线而于1902年2月在巴黎举行一次大会。

但是，他们很快就发现，除了他们都不喜欢这个苏丹外，他们在任何问题上都没取得一致意见。

一群人希望土耳其人占优势和实行中央集权制统治，而另一群人则赞成实现一个权力分散的、各从属民族享有充分自治的帝国。

当流亡的知识分子在巴黎争吵不休时，倾向于改革的土耳其军队的领袖们正为打破苏丹对帝国的控制而采取决定性的措施。

他们大多在西方学习过，或者与在帝国国内的西方军事代表团有过交往，因此，他们已开始认识到苏丹的僵硬的维持现状的政策是过时的、危险的。

他们组织了"奥斯曼自由协会"，总部设在萨洛尼卡。

陆军军官是这一团体的骨干，不过，他们得到了其他团体的大力援助，尤其是得到了在萨洛尼卡的人数最多、最富裕的犹太人的大力援助。

自由协会被组织成5人小组，因此，每个人仅了解组内的4个成员。

新加入者必须由一个正式成员做保证人，并在预备期内受到仔细观察。

为了通讯联络，每个小组都有一个"指导者"，他从另一小组的"指导者"那里接受最高中央委员会的命令，而且必须立刻传递命令。

有人对协会的活动作了如下描述；

为了应付开支，每个成员不得不将自己固定的一部分收入捐献给委员会的金库，而富裕的成员除交纳这笔会费以外，还要在委员会需要资金时作慷慨的捐赠。

委员会秘密地购置武器和弹药，并每年拨出很大一笔款子供那些在为事业奋斗时失去了生命或自由的成员的家属维持生计。

分派给成员们的任务有好几种。

有些人任通信员，以各种方式乔装打扮之后，往返于帝国各地传送口头的报告和指示。

……有些男子必须暗杀那些被委员会到处死刑的人——正在以危险的热情反对运动的政府官员和正在找到猎物的臭迹的宫廷密探。

另有一些成员为了事业起见而奉命充当间谍，终于将反间谍活动进行得非常彻底，以致挫败了宫廷的间谍活动。

……当然，最重要的任务……是说服马其顿驻军即第三军站到事业一边。

……渐渐地，许多青年军官被接纳为会员，接受指示去把普通士兵们争取过来。

……最后，整个马其顿军队被争取到青年土耳其党的事业一边。

这些谋反者于1908年7月公开造反，迫使他们采取行动的发展有两个。

一个发展是外来干涉的威胁。

英国外交大臣爱德华·格雷爵士于1908年3月提出成立马其顿自治政权。

这时，所有土耳其人，不论老少，都知道自治是独立的序幕。

稍后，有人宣布，英、俄两国的君主将于6月10日在雷瓦尔会晤，讨论马其顿的改革问题。

萨洛尼卡的组织这时被称为"统一与进步委员会"，它担心雷瓦尔会晤的最后结果是瓜分奥斯曼帝国，所以决定立刻来取行动。

委员会用电报向苏丹发出最后通碟，威胁说，如果1876年宪法不在24小时内得到恢复，他们就要向君士坦丁堡进军。

国务会议劝阿卜杜勒·哈米德答应最后通牒的要求。

伊斯兰教法典权威即帝国最高的宗教和法律的权威拒绝作出同意镇压造反者的判决。

因此，7月24日，阿卜杜勒·哈米德宣布恢复宪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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