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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国中只有一份官方周报和一份半官方周报。

到1872年，已有三份日报和几份周报。

此外，在诸如君士坦丁堡、士麦那和亚历山大之类的城市里，出现了6份法国日报，为受过教育的土耳其人所阅读。

至少与这种文化影响同样重要的是西方对奥斯曼帝国的经济渗透。

由法国外交官和创办人斐迪南·德·雷赛布为首的一家欧洲辛迪加经过10年的开凿之后，于1869年使苏伊士运河通航。

这运河的作用是使奥斯曼帝国再一次位于欧洲和亚洲之间的主要的商人路线上。

当时，奥斯曼政府正绝望地陷入对欧洲一些政府和私人金融家的债务中。

他们于1854年借了第一笔贷款，到1875年，他们的债务总数达英币2亿镑。

他们每年约需英币1200万镑来支付年金、利息和偿债基金，这笔款子等于帝国总岁入的一半多一点。

事实证明负担是沉重的，部分付息被拖欠，因此，欧洲诸强国于1881年强行设立奥斯曼国债管理处。

这一机构主要由外国代理人组成，其任务是照管来源于各种专利事业和关税的岁入、为偿清帝国的债务服务。

外国势力除控制了土耳其的财政以外，还控制了土耳其的金融系统、铁路系统、灌溉工程、采矿企业和市公用事业。

此外，帝国仍受制于外国人自15世纪起就在奥斯曼帝国享有的领事裁判权条款即治外特权。

这些治外特权包括免受奥斯曼朝廷的管辖和免交包括个人税和关税在内的某些赋税。

这些赋税被规定在一个很低的水平，奥斯曼政府不得擅自提高，除非经欧洲诸强国同意；不用说，欧洲诸强国是不会轻易同意的。

因此，我们可以断定，奥斯曼帝国甚至出俄国更多地处于与欧洲的半殖民地的经济关系中。

西方的所有这些压迫和控制的影响不可能得到精确的估计。

但是，毫无疑问，它们逐渐地打碎了以往一向坚如磐石、难以攻破的伊斯兰教结构。

运河、铁路、银行、传教士、学校和报纸构成了一个背景，从而说明了19世纪后半世纪在土耳其人中间发生的文化思想方面的觉醒。

这一觉醒的最著名的领袖是易卜拉欣·希纳西、那米克·凯马尔和阿卜杜勒·哈米德·齐亚。

这些人并不在所有问题上都意见一致，然而，他们确具有某些共同的经历，确分享某些根本的原则。

他们都曾在西欧生活过，都不仅对西方的物质成就而且对西方的思想和文学印象极深。

他们回到君士坦丁堡，决心消灭他们这时认为是波斯的古典主义的暴政的东西，这种东西以往长期地支配着奥斯曼的语言和文学。

他们丢开波斯和阿拉伯的言词、措词而采用更纯正、更简单的土耳其语。

他们翻译外国的著作，尤其是法国作家加拉辛、拉封丹，卢梭、孟德斯鸠和孔多塞的著作。

他们创办了第一份独立的土耳其报纸；这份报纸虽然发行量有限，但在咖啡馆和市场有广泛的读者群。

这些早期的改革者没有组成一个政党。

当时，奥斯曼帝国仅有的真正的政党是在个别的政治领袖周围聚集起来的"执政党"和"在野党"。

但是，到1865年，由倾向于西方的青年作家们组成的一个界线相当分明的集团已围绕报纸"mushbir"即《喜讯先驱报》而形成。

这家报纸除了支持别的事物外，还主张引进某种形式的立宪代议制政体。

这一点是帝国政权所忍受不了的，它于1867年查禁了这家报纸。

报纸编辑及其同事这时发现他们所处的境况与19世纪初谢里姆三世所处的境况相同，由于缺乏群众支持，他们不得不逃到巴黎和伦敦，在那里继续从事新闻工作、抨击帝国政权。

当时，土耳其少数政治家已认识到，一个按照西方方向的全面改革纲领是帝国的生存所必不可少的。

其中杰出人物是雷希德帕夏（1802-1858年）和米德哈特帕夏（1802－1858年），他们两人都担任过最高的大臣，颁布过许多改革法令。

1876年5月，米德哈特利用国内的一次财政危机和巴尔干地区的一次革命而迫使苏丹阿卜杜勒·阿齐兹退位。

然后，他制订了一部宪法，该宪法规定了一个民选议会、一部权利法案和一个独立的法院系统。

新苏丹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不得不接受这一宪法，然而，他无意遵守宪法。

1877年1月，他撤销米德哈特的职务，将他逐出君士坦丁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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