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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时期在中国历史上有时被称为"佛教时期。

"

虽然佛教在中国获得大量的财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但在此过程中，它却完全中国化了，同时还十分有助于新儒学的产生。

当时，中国家教信仰十分自由，思想极为开放；因而各佛教宗派逐渐形成。

其中著名的是禅宗派，后传入日本亦称为"禅宗"。

这一宗派强调默坐专念和信赖自己，是唐后唯一继续朝气蓬勃、富有理智的教派。

中国化的另一特征是，国家试图按照典型的中国人的观念——宗教应为国家利益服务，应作为国家精神机构发挥作用一来控制甚至贿赂拉拢寺院和庙宇。

控制的企图结果失败了，政府最后采取了彻底的迫害政策。

佛教徒强调个人的灵魂得救，而不强调家庭义务的承担，这与中国人的基本传统正好相反。

僧徒、尼姑与世隔绝，也与中国的传统背道而驰，被认为是不人道的和反社会的。

首先，政府垂涎于寺院在数世纪里积累起来的巨大财产和地产，因而进行了一系列的迫害，使佛教在中国虽不象在印度本上那样完全消失，但却遭到了极大的削弱（见第七章第三节）。

这种迫害同西方的情况相似，仅限于佛教机构和僧侣，并不包括普通信徒。

结果，就中国文明的全面发展而言，佛教的介入的影响是微乎其微的。

的确，佛教对中国的哲学、玄学、艺术和文学做出了重大贡献，但它并不象基督教改造了欧洲社会那样，从总体上改造了中国社会。

最后，应该指出，虽然佛教是当时中国最有影响的外国宗教，但决不是唯一的一个。

这块适应佛教的自由土地也适应其他宗教，鲁宾的经历可清楚地说明这一点。

鲁宾是一位聂斯脱利派教徒，中国人称他为阿罗本。

他于公元635年到达后朝，受到了皇帝的接见。

皇帝下令将他的书译成中文。

由于这位使者及其信仰给皇帝留下了很好的印象，皇帝颁布了下列敕令：

"道"（一般真理或宗教的道）不仅仅是一个名字。

世上圣人不止一个。

教义也随国家的不同而变化，它们给全人类带来好处。

阿罗本是一位德高望重的人，他来自遥远的大秦（罗马帝国），从那里带来了他的偶像与经籍，在我们京城传播。

经检查我们发现，他的教义深刻而又温和；经研究我们发现，他的原理着重强调好的、重要的东西。

他的说教简洁，推论合理。

这样的宗教对所有人都有好处，特允许它在我们帝国自由传播。

在其统治的最后一个半世纪中，唐朝统治者面临一个王朝衰落时通常遇到的种种问题。

帝国开支超过税收。

同样，人口增长大于土地供给，农民家庭不再能分得小块土地。

"均田制"被破坏，富贵人家再次搜刮农民，扩大其地产。

由于税收制是以人头税为基础，因此，支付不断增长的帝国开支的捐税负担，都落在农民头上，而这时农民占有的土地正在减少。

政府作出的反应是日渐把人头税改为土地税。

这虽使税收增多，却无法阻止自由农民人数的下降。

这一下降意味着自卫军和徭役方面的人力资源相应减小。

帝国防卫日益依靠外国雇佣军和边境地区的"蛮族"部落；这些人远没有过去的自卫军可靠。

所以，751年，中国军队在南部的云南和中亚的怛逻斯均遭失败。

后一战役尤为重要，因为它使胜利者穆斯林阿拉伯人能够让曾是佛教的最早据点之一的广大地区，开始皈依伊斯兰教。

唐朝皇帝又设法继续维持了一个半世纪的统治，但这是一个形势不断恶化的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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