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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用奉承话和其日渐减少的财富来引诱居住在遥远地区的民族，使这些民族更接近他们……由于显要人物"王子"和人民之间关系不融洽，由于中国人阴险、狡猾、诡计多端，由于兄弟们乐意接受于他们彼此间不利的劝告，引起显要人物和人民之间的冲突，中国人使突厥人古老的王国土崩瓦解，使守法的可汗灭亡。

贵族的儿子成为中国人的农奴，纯洁的女儿变成了奴隶。

国内重建了强大的中央政府，使对外征服成为可能。

如前所述（第十章第五节），汉朝被强有力的地方家族所削服这些地方家族积聚起巨大的、自给自足的、免税的大地产，在这上面建造堡垒式的庄园，成功地与中央政权相对抗。

佛寺的出现促进了国家的分裂，这些佛寺因拥有广阔的、其面积不断增长的土地，也向帝国政府提出了挑战。

解决这一政治分裂的方法，在改朝换代间的几个世纪中逐渐形成，并由隋、唐官僚加以完善。

它由"均田制"组成，即：中央政府分给每个强壮的农民大约19英亩土地。

这并不是去剥夺大家族所占有的土地，而是通过其他途径获得土地，如开垦战争期间被荒废的土地。

此外，只有自由农民得到政府的赠与地，而且实际上，并非他们所有的人都得到了土地。

然而，"均田制"的确对削弱大家族的控制、加强唐朝统治有所帮助。

它一度中止了半封建的大地产的增长。

它也增加了国家税收，因为虽然拥有政治权力的大地主不需要交税，但广大小农却要纳税。

此外，农民们还得接受军事训练，组成一支常备军，从而加强了帝国政府的军事地位。

唐朝还通过发展一支能管理全国的精干的官僚队伍，来巩固帝国政权。

前隋朝恢复了汉朝的在全国竞争性考试的基础上选拔官吏的制度。

唐朝根据儒家的基本信条——征召有才能的人较之西方典型的、进行法律和制度方面的改革，能更好地解决国家的种种问题——继承并发展了这一制度。

这一制度完全形成后，由在一连串复杂的仪式中举行的一系列考试组成。

首先是地方和县城的考试，每两、三年举行一次。

大约有8％的考生能通过地方考试，参加几星期后的县城考试。

有幸通过考试的人（约一半考生）有资格担任较小的官职，并可进一步参加省城的乡试；乡试每三年举行一次，成功者有权参加在京城举行的会试。

只有6%的人能通过这一"篱笆"，有资格担任较高的官职。

这些人中通常只有三分之一的人能通过由皇帝亲自主持的、最高一级的殿试，被吸收为中国最高贵的学术团体——翰林院的成员；史官和其他职掌文学的高级官员都是从翰林院中选拔出来的。

最初的考试完全是综合性的，着重强调儒家经典著作，但也包括其他科目，如法律、教学和政治时事等。

渐渐地，这些考试集中于文体和儒家正统观念。

最后给果是形成一种制度：从理论上说，官职之门向一切有才之上敞开，但实际上却有利于那些有足够财力进行多年的学习和准备的阶层。

这并不意味着，统治中国的是世袭贵族阶层，相反，是一个由学者组成的统治集团即文人学士集团，他们为中国提供了一种赢得欧洲人敬佩的有效稳定的行政管理。

另一方面，也正是这一制度，扼制了创造力，培育了顺从性。

只要中国仍相对地孤立在东亚，它就会继续提供稳定性和连续性。

但是；随着生气勃勃的西方的侵入，它转而起了阻止中国人作出有效的调整和反应的作用；直到1905年最终被彻底废除为止。

京城设有三个最高管理机构，它们是中书省、门下省和尚书省.中节省直接在皇帝的领导下工作，制定政策；门下省审议中书省的决议，必要时，将决议驳回中书省重新考虑；尚书省负责贯彻执行中书省和门下省的决议。

尚书省下设六部：吏部、户部、兵部、刑部、工部、利部；礼部被授权掌管文职人员的考试。

京城长安是这些及其他一些管理机构的所在地，是一座约100多万人口的大城市，宽阔的大道纵横交错，大道上时常挤满了波斯人、印度人、犹太人，亚美尼亚人和各种中亚人。

他们是作为商人、使节和雇佣军来到中国的。

对外国人来说，除蒙古人的元朝这段短暂的时期外，唐朝比其他任何时期都更加开放。

这种开放在宗教事务上表现得最为明显。

帝国疆土的扩大，陆上海上贸易路线的重新开放，致使外国许多宗教思想和大批传教士涌入中国，其中佛教的情况尤其如此。

佛教最早于汉朝由印度传入中国（见第七章第三节），汉后王位空缺的混乱时期，开始向官方儒教正式挑战。

在这一动乱时期，儒教日益受到怀疑，因为它对孝道和家庭忠诚的强调，似乎削弱了一个已经衰弱的国家。

因此，王位空缺时期，佛教影响迅速增长，唐朝初期，其影响达到顶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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