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7章 与时俱进1（第3页）

，完善了儒家的伦理框架。

而到了董仲舒这里，则变成了“君为臣纲、夫为妻纲、父为子纲”

，从而建立了“阳尊阴卑”

的“尊卑”

理念，并由此形成了延续至今的儒家伦理规范。

可此时毕竟还是汉，尽管儒学已经深入人心，可如道学、法学、纵横学、名学等诸子百家学说，并没有完全被摒弃。

或者说，“以儒治国”

虽是主流，可还是有人私下里钻研诸子百家的各种学说。

汉以后“以儒治国”

之所以近乎到了牢不可破的程度，皆因“君权神授”

给了统治者最高的合法性，才在宋朝被彻底固化。

在场众人都是饱学之士，自是知道“君臣有义”

与“君为臣纲”

之间的本质区别。

可见，大汉的治国之本，并不是原本孔孟的儒家学说，而是董仲舒的“新儒家学说”

。

或者说，蔡成话里话外，质疑的便是董仲舒的“新儒家学说”

。

这方面，别说蔡成质疑，仅在场的数千名流士子，也不乏有质疑之人。

现场静寂无声，尽管内心中有排斥，可也在反复思考，思考着“儒学治国”

到底有什么不妥之处。

当然，也有很多人用“命数”

之说，来否认儒学有其不妥之处。

他们认为，一个王朝的兴衰，与治国之学无关，而是由王朝的命数来决定的。

命数已尽，用什么治国都无法挽回。

当然，此时蔡成刚刚开始质疑，而且用了史上“不同阶段当用不同治国之策”

之论据，却没有直接说“儒学治国已然不合时宜”

。

关键是有汉以来，也有过“治国之本”

的变更，也就是从黄老之道的“无为而治”

变成了“独尊儒术”

，而且还是“外儒内法”

，使得持有“治国之本不可变”

观点之人，无法坚持自己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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