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6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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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时代的太虚大师，思想十分活跃。

1907年经同学华山、栖云等介绍，大师得读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章太炎、邹容等人的著述，深受激励，向往革命。

他当时还读了不少空想社会主义者恨政府主义者，如托尔斯泰、巴枯宁、蒲鲁东、克鲁泡特金的书，甚至于马克思的著作。

1911年，大师在广州期间，时与革命党人有联络，参加秘密活动。

大师尝自述其青年时期政治思想之演变说：“我的政治社会思想，乃由君宪而国民革命，而社会主义，而无政府主义。

并得读章太炎《建立宗教论》、《五无论》、《俱分进化论》等，意将以无政府主义与佛教为邻近，而可由民主社会主义以渐阶进。”

（《自传》）广州起义失败后，大师因作《吊黄花岗》死难烈士诗，险遭不测，遂离粤至沪。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以及目睹国内时局的艰难，大师对前此自己的思想发生了怀疑，从而进行了一番反思，觉得不能再如此荒弃光阴了。

于是，他在这一年的10月，谢绝俗缘，于普陀山锡麟禅院闭关自修。

印光大师为之封关，并题其关房曰“遁无闷庐”

，大师自署曰“昧庵”

。

在三年的闭关期间，大师悉心研习各宗著述，尤专心于唯识系之经论。

由于时代的变迁，中国佛教发展到近代已不可能再照原来的样子继续下去了，而必须在各个方面做适应时代的调整和改革。

太虚大师是中国近代佛教改革运动中的一位理论家和实践家。

他早年受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和民主主义思想的影响，那时就认为，“中国政治革命后，中国的佛学亦须经过革命。”

（《自传》）因此，他把自己的一生都献给了振兴佛教、建设新佛教文化的事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他在创办僧伽佛学院，培养新僧人材；组织居士正信会，团结各界信众；出版书报杂志，宣传佛教文化等方面，都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他对于佛教改革的某些主张和意见，就是在今天也还有其重要的参考价值。

大师对于佛教改革的主张和实践是多方面的，而主要集中在两大方面。

这就是他在《志行之自述》中所归纳的：“志在整兴佛教僧会，行在瑜伽菩萨戒本”

。

对此，他自述说：“斯志斯行，余盖决定于民四（1915年）之冬，而迄今（民十三，1924年）持之弗渝者也。”

再进一步讲，此“志行之所在”

，也是他“将奉之以尽此一报身，而为长劫修菩萨道之资粮者。”

所以，从这两方面入手来探讨太虚大师对中国近代佛教发展的构想与贡献，无疑是最为恰当的。

所谓整兴佛教僧会，就是要从出家的主持僧（僧伽集团）和在家的居士正信会两方面来整顿和振兴佛教。

大师认为，在家信众和出家僧众是相辅相行的，佛教的振兴必须落实到正信的俗世士女，才是圆满。

所以，他积极支持和协助各地信众组织成立佛教正信会，为广大信众讲经说法。

他主张以五戒十善作为在家信众的根本，培养善美的人伦道德，改善社会风尚。

不过，与此相比，整顿僧伽制度显得更为重要和根本，因为僧伽是“住持三宝之本”

。

早在1913年，大师在寄禅和尚的追悼会上，针对当时佛教丛林存在的积弊，就提出了“教理革命”

、“教制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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