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9章 天下一致而百虑终

公元1271年，元世祖忽必烈鉴于本朝“舆图之广，历古所无”

，像汉唐那样以初起之地或始封之邑为名，都不足以显示其盛大，最终在刘秉忠的建议下，忽必烈取《易经》“大哉乾元”

之意，将蒙古更名为“大元”

。

忽必烈是少数能重视汉文化，推崇儒术的蒙古统治者之一。

其在位期间，建立了包括行省制在内的各项制度，加强对边疆的控制，注重农桑，倡办学校，使社会经济得以恢复、发展。

但其频繁的对外征战，以及对大量蒙古旧制的保留，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加剧了社会矛盾，为元朝后来的发展影响深远。

刘秉忠自幼聪颖，八岁入学就能日诵文数百言。

十三岁在帅府做人质，十七岁为邢台节度使府令史，以便于就近奉养其亲。

刘秉忠为令史时常郁郁不乐，一日感叹道：“我家世代为官，难道我宁愿沦为书记小吏吗？大丈夫生不逢时，只有隐退以待时而起。”

便弃官隐居于武安山中。

若干年后，他被天宁寺的虚照禅师收为徒弟。

后又云游云中，留居南堂寺。

乃马真后元年（1242年），北方禅宗临济宗领袖海云奉蒙古宗王忽必烈之诏前往和林。

路过云中时，海云听闻刘秉忠博学多才，遂邀他同行。

刘秉忠拜见忽必烈后，讲述佛法大意，忽必烈甚为称赞，多次垂询。

刘秉忠于书无所不读，尤其深入研究《易经》及宋邵雍《经世书》，至于天文、地理、律历、占卜无不精通，天下事了如指掌。

忽必烈对刘秉忠甚是宠爱，海云返回南方后，刘秉忠就留在忽必烈的府邸供职。

在此期间，刘秉忠多次上书，建议忽必烈，要正纪纲，行法度，使天下可不劳而治。

广开言路，鼓励直言。

明君要分辨君子和小人，使贤者在位，能者在职。

对天下之民多施教化，不许下级官员随意定罪，死罪须上报听候断决。

办学校，实行科举制，引导开国功臣的子孙入学校，选用有才能者。

忽必烈对他的这番议论，甚为赞赏，均加采纳。

这些也促使忽必烈提出宽刑慎法作为元朝刑法的指导思想：“朕治天下，重惜人命，凡有罪者，必命对再三，果实而后罪之。”

至元十一年（1274年），刘秉忠扈从忽必烈至上都，在南屏山的精舍清修。

八月，刘秉忠忽然无病端坐而逝，享年五十九岁。

忽必烈闻讯大为震惊，对群臣说：“秉忠为朕尽忠三十余年，小心谨慎，不避艰险，言无隐情，其学问之深，惟朕知之。”

下令出内府钱助丧，派礼部侍郎赵秉温护送灵柩，葬于大都，后移葬到刘秉忠的故乡。

刘秉忠的诗词也可以看出他是一个有雄心壮志和理想的人。

《木兰花慢·混一后赋》：望乾坤浩荡，曾际会，好风云。

想汉鼎初成，唐基始建，生物如春。

东风吹遍原野，但无言、红绿自纷纷。

花月留连醉客，江山憔悴醒人。

龙蛇一屈一还伸，未信丧斯文。

复上古淳风，先王大典，不贵经纶。

天君几时挥手，倒银河，直下洗嚣尘。

鼓舞五华鸑鷟，讴歌一角麒麟。

《诉衷情》：山河萦带九州横。

深谷几为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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