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7章 卖国者鉴（第2页）

像不像网络上经常听到的那句话：“国家怎么样，与我月薪3000有关吗？”

在面对外敌入侵或政治动荡时，他们更容易选择背叛国家，以换取自身的安全和利益。

当蒙古、满清等外部势力崛起并提供新的“就业机会”

时，文官集团的心态也发生了变化。

道德约束在利益计算面前逐渐让步，正如明末钱谦益“头皮痒”

的托辞所暴露的那样，官僚系统从过去的“共天下”

心态转变为“择主而事”

的心态。

填补世家大族真空的文官集团，实际上是学阀、财阀和官阀的共生体。

民间资本通过资助科举、运营书院以及垄断出版等方式，构建起了一个“财阀供养学阀，学阀输送官阀，官阀反哺财阀”

的利益闭环。

在这个闭环中，各方相互依存，共同维护着自身的利益。

这种独特的结构使得官僚系统的效忠对象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

原本，他们所忠诚的对象是皇权的天下，这个概念代表着国家、人民和社会的整体利益。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效忠对象转化为提供资源的资本集团。

南宋时期，秦桧主张“南自南，北自北”

，表面上看，这似乎是一种维持南北分裂的政策，但实际上，其本质是为了维护江南士绅与金朝之间的走私利益。

这些士绅通过与金朝的贸易往来获取了巨额利润，而秦桧的政策正是为了保护他们的利益。

明末时期，东林党人强烈反对加税，他们声称这是为了减轻百姓的负担。

但实际上，东林党背后的支持者是资本集团，他们的商业特权依赖于低税率。

因此，东林党的真正目的是保护资本集团的商业利益，而非关心百姓的福祉。

当皇权试图限制官僚资本集团的扩张时，官僚资本集团往往会将外敌视为“最大方的甲方”

，做出了所谓的“理性选择”

，投靠外敌。

在他们看来，只要能够获得足够的利益，背叛自己的国家和民族也在所不惜。

这种结构性叛国在明末达到了荒诞的。

当时，李自成领导的农民军与南明政权本应是敌对关系，但由于双方都面临着共同的敌人——官僚资本集团，他们竟然选择了合作。

这种合作实际上是底层武力集团与皇权的本能自救，他们试图联合起来对抗官僚资本集团的卖国。

然而，令人感到无比讽刺的是，那些平日里饱读诗书、满口仁义道德的东林党人，在国家面临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却以“水太冷”

这样荒唐的借口，推诿逃避理当殉国的责任。

他们的行为不仅让人失望，更是对国家和民族的背叛。

最终，这些东林党人打开城门，将敌人迎入城中，导致国家沦陷，百姓遭殃。

他们的所作所为，无疑是对国家和人民的极大伤害。

这一事件深刻地揭示出一个重要的事实：当官僚系统的权力根基从国家人民转向资本集团时，他们的行为准则必然会遵循利润最大化的原则。

这种现象并非偶然，而是一再重复发生。

所谓“资本无国界”

本章未完，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