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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7章 仁政怀柔安旧魄史笔如铁定春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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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诏焚毁的青烟在大庆殿遗址上空缓缓散去,传国玉玺被收入太庙深藏,那场象征意义远大于实际意义的受降仪式,如同一块投入湖面的巨石,在大明朝廷内外激起了层层涟漪。

仪式可以简洁冷峻,但仪式之后,如何具体安置赵宋皇室这数百口“前朝余孽”

,却是一个需要细致考量、关乎新政权威与天下观瞻的现实问题。

正如张牧所预料的,“如何待赵氏,天下拭目待”

无数双眼睛,包括那些表面归顺、内心仍存故宋之思的旧臣,周边诸国的使节,乃至天下百姓,都在密切关注着这位开创了不世之功的明皇,将如何书写这新旧交替的最后一笔。

奉天殿内,争论再起。

与之前讨论血诏处置时的相对克制不同,这一次,涉及到具体人等的命运,各方意见更加鲜明,甚至带着几分火药味。

太子张稷年轻气盛,加之亲眼见证了血诏内容的悖逆与赵宋末期民不聊生的惨状,态度最为坚决:“父皇!

赵佶、赵桓父子,昏聩失德,乃是亡国之首恶!

岂能仅以‘归命侯’、‘顺命伯’之虚名养之?依儿臣之见,当效仿古人,或徙之边陲苦寒之地,令其自生自灭;或或更彻底些,以绝后患!

如此方能震慑天下不臣之心,彰显我大明煌煌天威!”

他虽未明言,但“彻底”

二字背后的含义,殿内诸臣心知肚明,那便是肉体消灭。

此议一出,殿内温度仿佛都骤降了几分。

“太子殿下!”

老成持重的吴用立刻出列反对,语气罕见地带着急切,“万万不可!

殿下岂不闻‘杀降不祥’?何况是己束手就擒、毫无反抗之力的亡国之君?昔日汉高祖善待子婴,唐太宗礼遇隋室,皆成美谈。

若行酷烈之举,恐寒了天下归附者之心,更予周边邦国以口实,说我大明不能容人,非王道之师!

且史笔如铁,后世将如何评价陛下与殿下?”

刑部尚书朱武从法理角度补充:“陛下,太子殿下,《大明律例》首重证据与程序。

赵佶、赵桓之罪,在于其执政时昏庸误国,而非现行谋逆。

依律,对己失势并无现实威胁者,最高刑罚亦止于禁锢。

若行法外之刑,则律法威严何在?法治根基动摇,其害深远!”

户部尚书柴进则算起了经济账:“陛下,太子,将赵氏一族迁至洛阳前朝行宫,所需耗费,不过维持其基本用度,于国库而言,确如九牛一毛。

然若将其处置过严,引发旧臣动荡,地方不稳,所需弹压安抚之费用,恐怕远超供养之资。

从功利角度看,怀柔远胜于严苛。”

支持太子观点的,则多为军中出身或性格刚首的将领,如己升任兵部侍郎的呼延灼等人。

他们认为,对旧朝皇室过于宽纵,会模糊新旧界限,让一些人心存侥幸,不利于新政权的巩固。

张牧高坐龙椅,平静地听着双方的激烈辩论,手指无意识地在扶手的龙首上轻轻摩挲。

他理解太子的愤怒与担忧,也深知吴用、朱武等人建议的稳妥。

但他思考的层面,远不止于一时一地的得失,或是简单的仁暴之名。

他要考虑的,是这个新生王朝的长远气象与文明底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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