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7章 8（第2页）

中国互联网平台商业化过程中面临的质疑

中央财经大学社会与心理学院副教授窦东徽从社会心理学视角探讨民众对于平台商业模式的厌恶从何而来。

窦东徽指出，互联网盈利模式主要有广告、佣金和充值等形式，广告给消费者造成的感受首先是自主性和控制感被剥夺；第二是感觉情感被欺骗，有些软文或推广看到最后才知道是广告；第三是弹出各种“精准推送”

，感觉自身隐私被侵犯。

佣金会涉及到不合理的抽成比例问题。

充值模式则存在充了会员仍然需要付费才能看到特定内容的问题，从经济心理学角度看增加了人的连续损失感。

窦东徽同时指出，对于互联网平台商业模式的负面看法，也不全是企业的问题，民众的一些心态也值得商榷，比如网络情绪的高涨以及网络情绪的极化，往往容易将小的负面事件无限放大。

中央财经大学社会与心理学院副教授张树沁从经济社会学角度出发分析并讨论平台紧张关系的类型与成因。

张树沁将平台冲突分为变动经济伦理型、隐瞒经济伦理型、扭曲社会伦理型以及冲击社会伦理型四类。

他认为当前平台经济的经营活动势必伴随着伦理活动，从伦理冲突角度分析，平台商业模式被诟病主要有四点原因：一是数字社会中未界定互动规则的空间较大；二是平台与使用者之间的权力结构差异明显；三是平台创立的数字空间直接影响了关联群体的切身利益；四是平台之间的竞争加剧了平台的变迁速率。

未来展望

最后，各位嘉宾展望平台经济未来的发展方向。

张树沁认为，网络正外部性使得平台每一次发展都是颠覆性的，模式创新是以后发展的必由之路，后续人工智能等新技术的链接是一个重要的发展方向；戴天逸认为创新和更充分的竞争能够解决大多数的问题，达成一个比较平衡的状态；中国社科院付伟副研究员从社会学视角提出平台的出现有正向意义也有负向影响，平台做大之后要不忘初心，做出更具有人文关怀的选择；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助理教授阮神裕从法学视角指出了规则界限不清晰的问题，关于用户权力与平台界限的法律会随时间而不断完善发展；庄家炽提出互联网平台商业化模式的议题，本质上还是互联网模式大变革带来的不适应，包括心理落差和价值判断两个方面，面临现实存在的商业化压力，未来可以寻找一个双方“互谅”

、“互相关切”

的模式，把握好发展节奏，“先脱敏，再发展”

；窦东徽指出企业要创新而非内卷，政府要创新制度管理、科学引导企业、减少不必要的干预，个体要学会换位思考而不是情感漠视；中央财经大学社会与心理学院院长李国武总结认为公众对互联网平台一些商业化模式的挑剔性声音本身就是对改善平台生态的一种呼吁和促进，正是在平台与用户的不断互动中，促进平台商业模式的良性进化。

（完）

金融监管如何服务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2023年召开的中央金融工作会议指出，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金融要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高质量服务。

如何切实发挥金融作用，将这一要求落到实处？在国家金融监管总局11日举行的发布会上，各地金融监管局负责人介绍了一系列务实举措。

全面加强金融监管，各地负责人重点提出落实“五大监管”

，涵盖机构监管、行为监管、功能监管、穿透式监管以及持续监管。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北京监管局党委委员、副局长孙国栋提到，北京监管局聚焦股东股权、关联交易等实质性风险加大检查稽查力度，穿透识别、精准打击各类隐匿性、交叉性、关联性风险，及时叫停、规范涉嫌借创新之名行套利之实的“伪创新”

“擦边球”

行为，坚决惩治违法犯罪和腐败行为。

在机构监管方面，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上海监管局党委书记、局长王俊寿强调三个“抓”

。

一是抓机构法人，重点关注总行总公司资本约束、顶层设计、考核机制、合规文化、三道防线、管控能力、科技支撑等方面；二是抓公司治理，重点关注党的建设、股东行为，防止一股独大、内部人控制和外部人操纵；三是抓市场准入，防止产业资本在金融领域的无序扩张，高管与从业人员“带病流动”

以及各类“伪创新”

由监管背书。

在强监管严监管的同时，也要持续提升金融服务水平促发展。

地方金融机构扎根地方，在服务其经济发展方面具有天然优势，能够立足区位优势，因地制宜更好发挥效能。

安徽地处华东腹地，近海临江，农业资源丰富，农产品比重显着，全省正锚定加快建设“农业强省”

目标。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安徽监管局党委书记、局长覃刚介绍称，安徽监管局深耕“三农”

服务，着力打造金融支持乡村振兴新模式。

一方面，对标安徽千亿斤粮仓战略，紧抓种子和耕地两个要害，开展金融支持种业振兴专项行动，实施高标准农田“建管合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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