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开海

崇祯六年七月末，紫禁城连颁两道圣旨，在朝野内外引发巨大波澜。

“奉天承运皇帝，制曰：”

“津门、金州，乃畿辅与辽东锁钥。

兹旨，于天津卫、金州卫分设天津港、金州港，开海通商，允准万国商船停泊贸易，以通有无，以裕国课。”

“特设海关部，总辖两港税饷征收、船舶稽查及一切通商事宜。

其下设左、右侍郎，分理各项庶务。”

“另，为妥善应对对外交涉，管理各国使节、处理藩邦事务，特设外事部，总揽一切对外联络、交涉、礼仪之事。

其下设左、右侍郎，协理部务。”

“自此，六部之制更易，增海关、外事二部，并为八部。

钦此。”

这两道圣旨的颁布，意义极其深远。

它不仅正式在帝国北方打开了两个重要的海上窗口，更从国家制度层面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将延续数百年的六部制度，变革为八部。

朝野上下为此震动不已。

支持者盛赞陛下英明，开创之举足以富国强兵；反对者则忧心忡忡，抨击此举“变更祖制，轻启边衅”

，恐带来未知风险。

崇祯六年八月，设立海关、外事二部的圣旨虽已颁下，但朱由检却对着几乎空置的衙门发愁——他急需能担起这两个新部门重任的才俊。

缺乏熟悉洋务、精通贸易的干才，成了推行新政的最大瓶颈。

无奈之下，朱由检决定写信求援。

他亲笔写下数封密信，分别发往陕西、河南、辽东及蓟镇，向李邦华、孙传庭、袁崇焕、孙承宗这四位他最倚重的督抚重臣求助，恳请他们不拘一格，推荐可堪大用的务实人才。

至八月十日，回信陆续送达御前。

陕西巡抚李邦华的回信最先抵达。

他在信中力荐两人：一为现任延绥巡抚洪承畴，赞其“沉毅多谋，能任繁剧”

；一为青年官员左懋第，称其“清刚敏达，留心经济”

，是可造之材。

蓟辽总督孙承宗的推荐则颇具胆识，他举荐了三位：其一是追随他多年、以忠勇实干着称的鹿善继；其二是精通军事、曾着有《武备志》的奇才茅元仪；最令人意外的，是他竟推荐了镇守辽东的大将祖大寿，称其“虽为武弁，然通晓边情，果决有胆略”

，或可在外事上有所作为。

辽东督师袁崇焕的推荐较为精简，他大力保举现任贵州巡按的傅宗龙，评价其“饶有兵略，性刚直，可当大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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