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03章 说文解字（第2页）

审讯之下，发现不少人散布荒诞言论，妖言惑众。

盛怒之下，嬴政下令处死四百六十余人，其余违禁者则流放边地，以儆效尤。

若事至此结束，也不过是一场惩戒骗局的举措。

然而公子扶苏却在此时进言劝阻，言及“诸生皆诵孔子之书”

。

就因这一句，后世纷纷将此事附会为“坑儒”

之举。

至孔子第十代孙，更在《尚书》注解中直言：始皇毁弃古籍，焚书坑儒，致使天下学子四散奔逃。

自此，“焚书坑儒”

成了铁案，也成为秦政残苛的象征之一。

但细究史料原文，只见“诸生”

二字，并无“儒生”

明文。

《说文解字》有云：“儒”

，柔也，乃术士之称谓。

方士亦属术士一类，二者本同源共流。

且儒家与方士皆起于齐地，彼此交融，名称互通，极可能当时所谓“诸生”

，原就涵盖儒者与术士。

在司马迁撰写《史记》之前，从未有任何一部流传下来的史书提及秦始皇嬴政曾坑杀儒生一事。

比如淮南王刘安主持编撰的《淮南子》，以及董仲舒所着的《春秋繁露》，这两部着作都成书于《史记》之前，且作者生活的年代也早于司马迁。

前者推崇道家思想至极，后者则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主张的核心人物。

若真有秦始皇大规模坑害儒者的暴行，这样两位身份特殊的人物——一位是皇室宗亲，一位是儒家正统代表——难道会刻意回避、替前朝帝王掩饰恶行吗？

完全没有这个必要。

更何况，在汉代初期，批判秦政几乎成了一种主流风气，贬低秦朝不仅不会惹祸，反而能赢得赞誉。

若是此事属实，刘安与董仲舒岂会放过这样一个绝佳的机会去斥责秦皇的残暴？可偏偏他们在书中对此事只字未提。

再来看另一个问题：除了嬴政之外，还有谁对方士神仙之说极为痴迷？

那便是常与他相提并论的汉武帝刘彻。

司马迁所处的时代，正是刘彻沉迷求仙问道、宠信方士最为炽热的时期。

作为一位以“述往昔而思来者”

为己任的史官，借古喻今本就是他的职责所在。

而早在西汉初年的《说苑·反质》中，就已记载了秦始皇因受方士欺骗而怒杀术士的故事，情节完整，甚至还有后续：方士侯生被捕后毫无惧色，当面痛斥始皇执迷不悟，言辞慷慨激昂，竟说得嬴政幡然醒悟，最终将其释放。

这类故事显然出自当时方士之手，目的不过是美化自身形象，用以游说权贵、谋取富贵罢了。

但司马迁可能截取了其中前半段内容，并略作改动，意在借秦时旧事劝诫当下君主，提醒汉武帝警惕方士骗局，莫重蹈覆辙。

最初，这件事只是“坑术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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