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九章 对峙的发言台（第4页）

我以健康和隐私为由拒绝后，他暗示‘那个生病的小女孩可能需要特别的医疗照顾’——这是一种委婉的威胁，每个成年人都听得懂。”

他转向安提丰：“用孩子作人质，安提丰，这连波斯人都不会公开承认。

这是底线。”

底线被打破了。

大厅里的气氛明显变化。

即使是安提丰的支持者，此刻也面露不安。

政治斗争是一回事，威胁孩子是另一回事。

安提丰迅速调整策略：“如果确有此类言论，那一定是下属的过度执行。

我会调查。

但现在，我们回到正题——关于石碑篡改的实质性证据。”

他试图把焦点拉回技术细节，但道德污点已经留下。

三、斯特拉托的沉默与赫格蒙的反击

斯特拉托被扶到发言台前。

老抄写员的状态令人担忧——脸色灰白，呼吸急促，但眼神异常清明。

“我当了四十三年抄写员，”

他的声音虚弱但清晰，“我的工作是记录，是保存，是传递。

在我手中经过的文件，从公民大会决议到贸易合同，从和平条约到战争宣言。

我从未想过，有一天我会成为‘叛国者’。”

他顿了顿，积蓄力量：“档案馆的职责是保存雅典的记忆。

但当记忆被篡改，当真相被替换成谎言，雅典就失去了根基。

我拒绝参与这种罪行，所以他们打我，威胁我，把我关起来。”

“你指控谁篡改档案？”

安提丰问。

“系统性的篡改，”

斯特拉托说，“不是一个人，是一个网络。

从西西里远征的记录开始，到最近的公共法律条文。

方法很聪明——不是销毁原件，而是制作‘修正版’，然后声称原版‘损坏’或‘遗失’。

这样，未来的历史学家只能看到被修改过的版本。”

“证据？”

“第三档案室，西墙，第七石板后，”

斯特拉托说出这个位置，“那里藏着我制作的七块石碑原碑拓片。

还有档案馆地下室，有波斯与雅典内部人员通信的原件。

这些应该已经被调查团封存了。”

安提丰看向赫格蒙。

笔迹专家站起来：“关于这些所谓的‘原件’，我有几点质疑。”

反击开始了。

赫格蒙走到大厅中央，展开一份文件：“首先，所谓波斯信件上的印章。

我检查过，印章图案确实是波斯总督的，但印泥成分分析显示，它使用的是雅典本地生产的印泥，而非波斯宫廷专用的混合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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