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89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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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朝建立之初，太祖皇帝为了统一思想的需要，通过八股取士和颁发三部《大全》而确立了程朱理学的统治地位。

虽然这与朱元璋本人用武力扩张地盘一样，不过是驯服广大读书人的一种战略，但毕竟为士人阶层的发展壮大，提供了最佳的土壤。

经过一段时期的酝酿，国朝的知识阶层在政治上日趋成熟，其精英集团逐渐成为真正主宰着国家的士大夫。

但与此同时，他们的欲望也日益失去控制，被明初二祖的吏治政策所压制的各种腐败现象不断滋生出来。

官场的腐败丑恶与士大夫对权力的投机钻营，使得固守儒家道德教化的人自然地得出一个结论：世风日下，人心不古。

这些人认为，八股取士的方式不但无法使圣贤学说深入人心，反而会因读书人将儒家经义视为仕途的敲门砖，而漠视其本来的道德精义。

而士人阶层的道德沦丧，又必然会导致整个国家的道德沦丧，那样华夏礼仪之邦，真的要变成禽兽之国了。

为此他们认为有必要加强对儒家经典的讲求，不能让八股文化成为读书人学习的全部内容。

于是，在文官集团成为权力者后，社会上也开始出现讲学运动。

一大批大学者投身讲学，教诲众生。

起先，讲学家们并没有跳出宋代理学家的窠臼。

他们将挽救士人风气的希望，放在了呼吁士大夫加强品德修养上，却不敢对程朱理学有丝毫的质疑。

只是将道德沦丧归咎于，读书阶层只把程朱之学当成是通过科举之门的一把钥匙，并非一种自觉的人生需要。

而士风的腐败，正是因为广大士人缺乏对程朱之学进行自觉深入的体会。

所以，他们要通过讲学运动使宋儒的性理之学真正深入人心，用“存天理，灭人欲”

的旗帜来荡涤仕途和官场的腐败气息。

因此可以说，在阳明之前的讲学，都是对程朱理学的深入阐述和巩固，然而从其效果来看，却令人极端失望——从英宗时期开始，太监王振首开宦官乱政之风，而广大文官集团不但不敢与之抗争，反而拜倒在其门下，以巩固或提高自己的地位。

文官集团内部的争权夺利，互相倾轧也如火如荼，政治日益腐败黑暗。

这使得关于从世道人心上，为现实政治寻找解释的儒者，对此前的思想学说发展特别是讲学运动进行反思和检讨，就是将现实政治归咎于世道人心，并最终归结为教化人心的经义出了问题。

因此儒者们，对此前的思想学说发展特别是讲学，进行了反思和检讨。

结果使新一代的思想家得出一个结论，株守于宋代的程朱理学无助于改变世道人心。

他们大胆主张对占据统治地位的程朱理学进行怀疑和改造。

比如白沙先生陈献章，便主张独立思考和勇于怀疑，用他的话说，即是‘贵疑’：

‘前辈谓学者贵疑。

小疑则小进，大疑则大进。

疑者，觉悟之机也。

一番觉悟，一番长进。

’

在程朱理学被视为金科玉律的时代而主张贵疑，其对程朱理学的怀疑自不待言。

但真正动摇并颠覆了理学根基的，是阳明先生王守仁！

其学说前以详述，不复赘言。

只消知道一点，孔圣人说：‘大学之道，在明明德。

’而朱熹对此的演绎是——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

致知在格物。

依照理学的说法，格物致知是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最基本的环节，王守仁却提出格物致知是不可行的，从根本上否定了理学的实践意义。

出于救治现实政治的思考，王守仁在格物致知之外提出了一种新思想学说，这即是人所熟知的‘致良知’。

何谓良知呢？王守仁本人多次对此进行明确的论述。

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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