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9章 考卷（第2页）

那眼神仿佛在说，空泛的检讨就不必了，我要听点实在的。

祁同伟知道，不能再打太极了。

他需要展现一些真正有分量的思考，但又不能过于惊世骇俗。

略一沉吟，他决定将话题引向一个高育良必然关心，且自己能发挥信息优势的领域——李达康。

“老师，我最近也在反思我们汉东的一些发展模式。”

祁同伟调整了一下坐姿，显得更为认真，“比如说，李达康书记主导的京州模式，特别是光明峰项目，声势浩大，gdp拉动效果明显，这当然是成绩。

但我在想，这种高强度、快节奏的开发建设，会不会也埋下一些隐患？”

高育良的眉梢几不可察地动了一下。

李达康是他的主要政治对手，两人在施政理念和权力格局上多有龃龉。

祁同伟主动提及李达康，并且是持一种审慎乃至批判的态度，这无疑引起了高育良极大的兴趣。

但他表面上依旧平静：“达康同志魄力大，执行力强，这是有目共睹的。

你所说的隐患，指什么？”

祁同伟知道，关键时刻到了。

他必须说得精准，既能戳中高育良对李达康的不满，又要显得客观、有见地，而非简单的挟私报复。

“老师，我认为隐患主要在几个方面。”

祁同伟条理清晰地说道，“第一，是社会稳定风险。

像光明峰这样的大项目，涉及大规模征地拆迁，利益调整剧烈。

李书记追求效率，手段往往比较……强硬。

短期内或许能压住矛盾，但那些被牺牲了利益的群众，他们的怨气会不断累积。

大风厂股权纠纷就是一个例子，工人情绪很大，我担心处理不好，会出大乱子。”

他观察着高育良的反应，见对方听得专注，便继续道：“第二，是决策风险过于集中。

李书记事必躬亲，权威极重，这保证了效率，但也可能导致下面的人只唯上、不唯实，报喜不报忧。

一旦顶层决策出现偏差，整个系统缺乏有效的纠错机制，后果不堪设想。

而且，这种高度依赖个人权威的模式，其可持续性也值得商榷。”

这番话，既点出了李达康模式可能引发的具体问题（大风厂），又上升到了治理体系的层面，直指其“人治”

色彩浓厚的弊端，这恰好契合高育良这类学者型官员对“法治”

和“制度”

的推崇。

高育良缓缓点头，但并未轻易表态，而是追问：“还有吗？”

“第三，”

祁同伟抛出了更具冲击力的观点，“我认为李书记的这种发展模式，可能带有一定的‘破坏性’。

为了速度和显性政绩，有时可能会忽略更深层次、更长远的东西，比如生态环境、历史文脉、社会公平。

这种‘破坏性建设’，短期内光鲜亮丽，但从汉东长远发展的角度看，未必是福。

您常教导我们，治理一个大省，如同烹小鲜，需要耐心和火候，不能老是急火爆炒。”

他将高育良平时的教诲自然引入，既抬高了老师，又强化了自己观点的说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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