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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陈金芳的确“谢”

了我。

她是在即将入夏的时候回的北京，此前据说和一起“做项目”

的人又跑了趟广东，还乘着某个低调富豪的游艇到海上钓了几天鱼。

再次见到陈金芳时，她果然黑了一些，肩膀和胳膊被晒成了小麦色。

画家叫上我和另外两个熟人，在什刹海那边的一家越南菜馆给她接了个风，然后以陈金芳为中心的各种聚会便重新展开了。

假如说新一轮的声色犬马比之过去有什么不同，那就是越来越奢华了。

无论是酒的档次还是菜的品类，都有了大幅度的提升。

她曾经把新侨饭店的大厨请到公司里，现场为大家制作法式铁板烧，有两次在“天伦王朝”

顶楼餐厅请客的豪阔之举，更是让我们这些耍笔杆子的人咋舌。

作为聚会的主人，陈金芳依然挥洒自如，在不经意之间，又流露出了比原先更坚实的底气。

和报社领导、画廊经理这些她本该奉承的人谈话时，她依然客气，不过骨子里已经有了隐隐的傲慢意味。

这些变化都说明b哥那边的项目进展顺利，并且很可能已经让雪球滚动了起来，股东们开始坐地分赃了。

人人都看出陈金芳发了一注横财。

以前对她颇有怨言的画家早就转了口风，即使私下与我聊天时，对陈金芳的溢美之词也令人肉麻。

我听说他的欧洲画展已经正式排上了日程，陈金芳还付给他一笔订金，预订了他此后五年的全部作品。

至于对我，陈金芳仍然是带着几分表演性的亲昵，倒也看不出和过去有什么不同。

这倒让我揶揄着猜测：她屡次三番说要“谢我”

，该不会也是我们这个圈子里通行的空头支票吧？

一个偶然的发现让我知道自己想错了。

随着天气越来越热，我那辆老旧雪佛兰频频报警，终于在马路上开了锅。

汽修厂的人告诉我得更换好几套元件，我只好回家找出工资卡，到附近的自助提款机上取钱。

因为日常开销靠零七八碎的外快就能应付，那张卡我很少用到，也知道每个月卡里都不会有多少进项。

然而一查余额，吓了我一跳：陡然多了一个整数，足顶得上我几年的工资了。

单位的会计自然不会抽风，我不由自主地想到了陈金芳。

既然她认识了b哥和给我开过稿费的几个编辑，弄到我的账号当然很容易。

我又到柜台对了下明细，那笔钱果然是在她从广东回来的第二天打进来的。

在这段时间里，我们见了好几次面，她不仅没跟我提过，就连一点暗示也没有。

这份“感谢”

来得既慷慨又得体。

然而我没怎么思想斗争，就做了一个决定。

我把那笔钱转存到另一个折子里，前往她公司还给了她。

之所以这么干，当然不是因为我有多么高风亮节。

还是我常年坚守的那个原则起了作用，也即：宁当帮闲，不作掮客。

我理想中的人生状态是活得身轻如燕，因而不愿与任何人发生实质性的利害关系；我知道我们这个时代的“辉煌事业”

是通过怎样的巧取豪夺来实现的，而自己纵然无耻，却也还有迈不过去的坎儿。

此前帮助陈金芳在她和b哥之间传话，已经将将突破我的底线了，我不想因为这笔钱彻底改变我这个人。

人呐，活了三十多年，得知道点儿好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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