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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时候，陈金芳就转头离开了。

我家住在东边某栋红砖板楼的一层，她则要前往西围墙边上的那排平房。

后勤系统雇用的临时工都被安置在了那里。

走之前，她还仿佛格外用力地盯了我一眼。

没想到，就在当天晚上，我又见到了陈金芳。

那是在吃完晚饭之后，我父亲穿上军装去应付一个突然性的检查，母亲照例把我轰进自己的房间拉琴。

到了初二时，我练习小提琴已经达到八年之久，因为技艺进展飞快，在乐团工作的母亲已经不能再指导我了。

为了不“耽误”

我，她领着我满北京地遍寻名师，并且替我作出了明确的规划，那就是先拿下几个重要的青少年比赛奖项，然后考进中央音乐学院。

这个目标无疑需要旷日持久的苦练，我关上包了一圈隔音海绵的房门，站在窗前，将琴托架在磨出了一成薄薄的茧子的下巴上。

那天我练习的是柴可夫斯基《d大调小提琴协奏曲》。

1994年，大师帕尔曼首次来华，他热情地称赞过北京烤鸭之后，便在人民大会堂演奏了这首曲目，而那场演出的现场录音唱片已经被我听坏了好几张。

此刻，头顶着被飞蛾搅乱的路灯灯光，我幻想自己就是坐在轮椅上的帕尔曼，而草坪上黝黑一片的颜色，则是如潮的观众们的头发和黑礼服。

只不过一转眼，这种意淫就被隔壁老太太跟儿媳妇吵架的声音打断了。

也就是这时，我在窗外一株杨树下看到了一个人影。

那人背手靠在树干上，因为身材单薄，在黑夜里好像贴上去的一层胶皮。

但我仍然辨别出那是陈金芳。

借着一辆顿挫着驶过的汽车灯光，我甚至能看清她脸上的“农村红”

。

她静立着，纹丝不动，下巴上扬，用貌似倔强的姿势听我拉琴。

也不知是怎么想的，我推开了紧闭的窗子，也没跟她说话，继续拉起琴来。

地上的青草味儿迎面扑了进来，给我的幻觉，那味道就像从陈金芳的身上飘散出来的一样。

在此后的一个多小时中，她始终一动不动。

当我的演奏终于告一段落，思索着是不是向她隔窗喊话时，一个女人近乎凄厉的喊叫声从远处的夜色中直刺过来。

那是他姐在叫她呢。

陈金芳嗖地一晃，人就不见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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