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76章 种子（第2页）

周瑾瑜趁机说：“你们在一线，最清楚民生疾苦。

做好防疫，就是实实在在地保护老百姓，比空喊什么口号都强。”

这句话，既符合他“防疫专家”

和“务实官员”

的人设，又暗含了对日伪空泛宣传的否定，强调了具体工作的实际价值。

后来，周瑾瑜还以“研究铁路沿线疫情数据”

为名，向赵志刚要过一些不涉及机密的车站人流和卫生状况的统计简报（这些数据本身不敏感），并会在交还简报时，对其中反映出的问题（如某个小站难民聚集，缺医少药）表示一下“关切”

，有时甚至能推动防疫总部象征性地拨点微不足道的物资。

这让赵志刚觉得，周科长是个“能做点实事”

的上司，虽然身在伪职，但心系百姓。

这种“务实”

和“人性化”

的形象，本身就是一种无声的影响。

对林秀芹，周瑾瑜和顾婉茹商量后，决定采取更间接的方式。

他们不能直接接触报馆人员。

顾婉茹利用一次去市场买菜的机会，“偶然”

遇到了那位提起过林秀芹的太太，闲聊中“无意”

说起，自己以前也喜欢读点书，可惜现在市面上好书难找，尽是些宣传册子。

那位太太附和，并提到她家那个亲戚女儿（即林秀芹）也抱怨没书看。

顾婉茹便说，她家里有些旧书，多是小说杂文，如果那位姑娘不嫌弃，可以借去看看解闷。

过了几天，顾婉茹整理出几本巴金、茅盾等进步作家战前出版的、内容相对温和的小说（这些书在日伪时期未被明确列为禁书，但也不受鼓励），以及两本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东方杂志》合订本（内容涵盖科学、文化、社会评论），用布包好，托那位太太转交。

书籍本身没有问题，但其中蕴含的五四新文化精神和现实主义关怀，与日伪鼓吹的“奴化”

文化截然不同。

对于一个内心苦闷、对现实不满的年轻知识女性来说，这些书可能是一扇透气的窗户。

这些行动，每一次都如履薄冰。

周瑾瑜和顾婉茹反复推敲每一个细节：捐赠书籍的渠道是否干净？对赵志刚说的话是否超出“防疫官员”

的合理范畴？转借的书籍是否会引起不必要的联想？他们确保，即使对方将来出事，或者被调查，从这些接触中也绝对无法追溯到他们的真实意图，更无法构成“策反”

或“通共”

的证据。

他们做的，仅仅是作为一个“有良知的专家”

或“热心的邻居”

，提供了一些知识、帮助或精神慰藉。

种子能否发芽，何时发芽，长成什么样，完全取决于“种子”

自身。

这个过程缓慢而安静，没有戏剧性的场面，但周瑾瑜能感觉到某种微妙的变化。

陈启明后来托那位教授转交了一封简短的英文感谢信（写给匿名捐赠者），信中除了感谢，还提到了阅读那些期刊后对“科学无国界，但科学家有祖国”

这句话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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