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91章 优劣

在现代的历史课本里面，这些汉初的诸候王往往是以阻碍大一统的反对派形象出现的。

但从另一个角度上讲，汉初这种郡国二元体制，也给人民留下了许多躲避权力压迫的缝隙。

众所周知，汉承秦法，而秦法以苛刻严密着称，即便是汉初，百姓也要承受极为沉重的劳役赋税，稍有触犯，就要被流放，强迫劳役，施以肉刑，甚至处死。

但与秦朝和后世的诸多大一统政权不同的是，汉初是有两套体制的，你在天子统治的郡县下触犯了法度，可以逃亡到诸候王的土地上生活，而这些诸候王因为世代统治这片土地，他们比较有长远打算，为了吸引人才和劳动力，壮大自己的力量，往往会对逃亡者减免赋税，劳役。

比如汉初吴王刘濞就因为其居国有铜盐之利，就免除百姓的口赋和算赋，还解除官山海的禁令，让百姓随意晒盐开矿。

吴国兵卒按规定去远方卫戍时，刘濞还会给他们发路费。

刘濞还每年时常去慰问辖区那些有才能的人，在乡里赏赐他们。

其他郡国官吏想要追捕逃犯，吴王总是收容他们而不交给别的郡国。

诚然吴王刘濞这么做是为了收买人心，但客观上的确当地的百姓也得到了实惠。

诸候王的做法无形之间就对相邻的郡县官吏形成了一种竞争关系，如果朝廷郡县上的官吏横征暴敛，那治下的百姓就会逃亡到附近的诸候国去，而朝廷的官吏们就会因为户口减少而受到责罚，朝廷与诸候王的力量也会此消彼长，所以他们的行事就会比较收敛一点。

所以在汉初，无论是朝廷的郡县还是诸候国，统治阶级对治下百姓的压榨都是比较节制的，百姓也因此得到了一些实惠。

当然，在这种二元体制下国家没有能力像汉武帝那样动则发动几十万人，几万匹马开疆拓土，但也不会象汉武帝那样短短二三十年时间里把原本富庶的国家搞得天下户口减半，民不聊生。

其实两汉的士大夫也发现了汉武帝之后国家政事败坏，百姓贫苦的状况，他们也提出了很多解决办法，比如纂位的王莽，但最后都失败了。

原因很简单，他们想不到，或者不敢把政事败坏的根源追究到专制皇权的壮大之上。

西汉建国初期政治较为清明，百姓负担较轻的原因并非是吕后、文帝、景帝，曹参，陈平，周勃们道德水平比汉武帝和他手下的臣子们高，而是专制皇权还没有壮大到能把一切都抓在自己手里的地步。

在西汉初年，哪怕是皇权也较为弱小，天子、勋贵、诸候王们相互制衡，相互戒备，为了避免被其他势力打败消灭，统治阶级内的各个集团都比较节制。

而随着皇权的壮大，尤其是七国之乱后，诸候王的独立行政权力和军事力量被剥夺，汉帝国完成对内再一次统一之后，在统治阶级集团内部已经不存在任何能制衡皇权的力量了，那种过往的对自身欲望的节制也就变得没有必要了，人民的灭顶之灾也就是时间的问题了。

所以魏聪提出的解决方案很简单，恢复汉初的天子——诸候二元政治制度。

当然，用不着像汉初一样在函谷关以东搞出一大堆诸候国来，交州以及交州以南的大片土地，实际上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已经到了帝国的统治极限。

在中枢日渐衰弱，帝国面对北方不断强大的羌、鲜卑、乌桓等游牧民族，内部不断爆发民变的情况下，为何不把这些早晚要丢掉的土地让给魏聪作为诸候，对外可以击退蛮夷的入侵，对内可以成为天子（或者说袁绍）的有力臂助，这难道不是一个很不错的方案吗？

“孟德你说的虽然听起来有理，但只怕朝廷不会应允！”

袁绍那张英俊的脸上露出一丝笑容。

“这就要看本初，还有你的叔叔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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