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00章 韦格纳的反应（第2页）

“签字仪式上，托洛茨基始终保持沉默，但在乌克兰代表提出‘退出权’条款时微微点头季诺维也夫宣读主席贺电时，斯大林全程记录仪式结束后，核心层在小会议室闭门讨论近两小时”

韦格纳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那个发往苏联的贺电——什么“最坚定的盟友”

，什么“易北河与伏尔加河”

——每一句都是经过深思熟虑的。

他在为德苏的关系设定下大体框架：是平等的战略伙伴。

在这个框架下，德国可以学习苏联的革命经验，但绝不会接受来自莫斯科的指挥棒；可以与苏联进行深入的经济军事合作，但必须保持政治和意识形态的独立自主。

这样做风险很大。

韦格纳知道莫斯科那些人的性格

一个不受控制的、强大的、拥有自己革命理论的德国，对莫斯科的有些‘同志’来说可能是比资本主义国家更棘手的“问题”

。

但韦格纳必须这样做。

在他的记忆里，那个一度席卷半个世界的红色帝国最终在1991年冬天轰然倒塌。

他记得自己——在另一个时空的那个自己——还是个年轻学生时，在图书馆翻看苏联解体的报道时那种复杂的失落感。

一个理想如何从诞生走向异化最后破灭掉的悲剧。

“我不能让德国走上那条路。”

韦格纳低语，

“也不能让革命因为大国沙文主义而变质。”

但这需要微妙的平衡。

德国需要苏联——作为战略纵深，作为资源来源，作为分担西方压力的盟友。

苏联也需要德国——作为技术来源，作为对抗西方的前沿，作为革命合法性的证明。

问题在于：

这种需要能否转化成健康的合作，而不是一方对另一方的依附或控制？

“铃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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