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1章 绝望的希望

温言把自己关在医生休息室里整整十二个小时。

桌上摊满了打印出来的医学文献，来自世界各地的肝移植中心、免疫学研究室、肿瘤治疗前沿期刊。

那些密密麻麻的英文术语像天书一样，但在温言眼里，每一个字都可能是陆延舟活下去的希望。

他找到的那篇论文发表在一本顶级的医学杂志上，作者是日本一位着名的肝移植专家。

论文研究了六例罕见的二次肝移植病例，其中一例的捐献者和受体存在特殊的免疫相容性——初次移植后，捐献者的肝脏细胞在受主体内产生了某种“免疫记忆”

，使得二次捐献极小部分肝脏时，排异反应的概率大大降低。

但论文也强调，这种情况“极其罕见”

，在统计学上“可以忽略不计”

。

而且，即使免疫条件满足，捐献者的身体状况也必须能够承受第二次手术。

温言的目光落在论文中的一行数据上：“二次捐献后捐献者并发症发生率：42%”

。

近乎一半的概率。

他闭上眼睛，揉了揉发痛的太阳穴。

窗外天色已经暗下来，苏黎世的夜景在玻璃窗外铺展开来，灯火璀璨，繁华如梦。

而他坐在这里，手里握着可能是陆延舟最后的一线生机，也可能是把苏念推向危险的决定。

桌上的手机震动起来。

是肝移植中心的专家回邮件了。

温言立刻点开，快速浏览那些专业的回复。

“理论上存在可能性，但需要全面的免疫学检测……”

“必须评估捐献者肝脏再生能力和剩余肝脏体积……”

“受体目前状况极差，移植手术成功率不足10%……”

“即使手术成功，术后感染和排异风险极高……”

每一句话都像一盆冷水，浇在那刚刚燃起的微弱希望上。

但温言没有放弃。

他给所有能找到的肝移植专家发了邮件，打了越洋电话，甚至联系了论文的作者。

得到的回复大同小异：可能，但很难；希望，但渺茫。

凌晨三点，温言终于推开休息室的门，走向病房。

陆延舟还在昏迷中，但生命体征比白天稍微稳定了一些。

监测仪器发出规律的滴答声，像在为他的生命倒数计时。

他的脸在呼吸机面罩下显得更加瘦削，眼窝深陷，皮肤呈现出肝病晚期特有的蜡黄色。

温言站在床边，看着这个曾经不可一世、如今脆弱得像一张纸的男人。

他想起了三年前，陆延舟躺在同样的病床上，等待苏念的肝。

那时候医生说成功率只有百分之三十，但陆延舟签手术同意书时手很稳，只说了一句：“如果失败了，别告诉她我疼。”

现在，可能又要面临同样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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