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13章 逆流而上（第2页）

然而伊朗的实践却呈现出一种令人费解的“异端模式”

。

这个国家既没有创建高关税壁垒，也没有招商引资，其工业产值却在全球箫条中逆势增长。

而伊朗在年底就已经给出了答案，曾经师从弗里德里希李斯特的学生，德黑兰大学教授米尔扎·礼萨·设拉子发表了《自主的繁荣》一书，系统性的讲述伊朗的经济政策和发展。

这本书的内核论点是：后发国家实现工业化的道路，并非在“自由贸易”

与“保护主义”

之间二选一，而在于执行一种精妙的“保护性融合”

战略。

即在全球经济体系中保持开放以获取养分，同时通过非关税手段构筑“免疫系统”

，保护并培育本国工业的独立性与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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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以伊朗自身的政策为例，在危机中，私人资本不敢投资。

国家便通过首批订单、利润担保等方式，承担前期风险，让私营企业敢于扩张。

一旦市场被打开，国家便逐步退出，让位于私人资本。

同时引入互助会等社会创新，将释放出的劳动力进行缓冲和再培训。

同时，通过银行自由化，引导资本流向更具活力的私营部门和新兴产业。

对于现在流行的自由市场学说，书中批判其过度强调“管得最少的政府是最好的政府”

，这完全忽视了现代国家构建的基础性作用。

“斯密批判重商主义政府对经济的过度干预，这是正确的。

但他由此得出的‘自由放任’结论，却是一种危险的矫枉过正。

一个没有统一市场、没有标准度量衡、没有现代法律体系、没有普及教育、没有铁路网络的国家，如何能发展出高效的经济？这些公共产品，无一不需要一个强大的、有作为的国家来提供。”

而对李嘉图学派，他也没有留情，直接说不管是斯密还是李嘉图，他们为后发国家设计了一个甜蜜的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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