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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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经国这一天气得我发昏至第十三章，回家后倒床即睡，连午饭也未吃。

我们报告书上，明明说是香港各党派和民主人士的意见，我为使者应照实报告，总不能‘报喜不报忧’吧？”

[6]

大陆之败，蒋先生认为政治工作不如“中共”

，恢复政工在军队中的地位，被认为是对抗敌人的一道灵符，所以，谁反对党进入军队，谁就是“反动的子”

、“中共同路人”

，这原是最简单的两分法，是国民党人的思想原型（Prototype）。

雷震反对军队党化，反对青年救国团，反对特务统治，严格地说，基于良知信念的成分，远超过个人的好恶，《自由中国》的宗旨第一条，就说得明明白白：“我们要向全国国民宣传自由与民主的真实价值，并要督促政府（各级政府）切实改革政治经济，努力建立自由民主的社会。”

第四条更明确地指出“我们的最后目标是要使整个中华民国成为自由的中国。”

[7]

不过国民党内的保守派，他们虽同意《自由中国》这些宗旨，作为橱饰，作为光耀夺目的霓虹灯，而不愿意表里一致。

因为“台湾现政权的本质，只是中国大陆旧政权的延续。”

[8]舵手的人格和国民党的性格，受环境改变的驱策，有所修改调整，其态度和政治倾向，依然故我。

过完短暂的蜜月期，《自由中国》变成当权派的眼中钉，为了《政府不可诱民入罪》文（第四卷十一期，一九五一年六月），彭孟缉向蒋先生哭诉，指责该文“破坏了台湾的金融管制。”

遭彭的特务报复不算，险些捉进宫里。

在《祝寿专号》以前，经国按兵不动。

合理的研判，雷震虽然讨厌，不合当局的口味，揭发李基光等敲诈勒索，毕竟无伤大雅，箭头射到蒋先生头上，近乎胆大包天。

于是，以周国光名义（台湾的梁效），发出特字第九十九号的“特种指示”

，实施反击行动。

《祝寿专号》，本响应蒋的号召，“婉谢祝寿，以六事咨询于国人，均盼海内外同胞，直率抒陈所见，俾政府洞察舆情，集纳众议。”

《自由中国》在歌颂之余，说几句真话，并无损于蒋的威望和权力。

胡适那篇《述艾森豪威尔总统的两个故事给蒋总统祝寿》，奉劝他老人家努力做一个无智而能“御众智”

，无能无为而能“乘众势”

的元首，更谈不上对蒋先生有何不敬。

然而，经国慌了，蒋先生既是神，神怎么会能受凡人批评呢？

盖着极机密印记的特种指示，共列九条，大意是：

（1）《自由中国》企图不良，颠倒是非，混淆视听，有不当的政治野心。

（2）明确它是思想上的敌人。

（3）《自由中国》的言论，与吴国祯的“滥调”

，如出一辙，是中共的“统战阴谋”

。

（4）记住大陆失败的历史教训，对于“敌人的思想，思想的敌人”

，势不两立。

（5）要求党内和军中刊物，针锋相对，予以驳斥批判。

（6）动员力量，策动反击，以口头宣传，耳语运动，读者投书等方式，使“人们在心理上，产生一种极恶劣的印象，由不相信他们的滥调，进而反对他们的滥调。”

（7）暂时不攻击刊物及个人，只攻击“毒素思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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