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3章 用好软文化

然而，真正的聪明人，如韩琦、曾公亮、文彦博、乃吕公着、吕惠卿等人，却从这看似寻常的“文雅赏赐”

中，品出了非同寻常的政治意味。

就在年前，官家才让宰相曾公亮牵头，商讨科举改制之事，核心议题之一便是“增加策论比例，减少诗赋取士”

。

此事在士林中已有风声，支持者与反对者皆在暗中角力。

如今，新年伊始，官家便如此大规模、高规格地向核心官员群体赏赐《资治通鉴》、《春秋》这类侧重于总结历史经验、探讨治国得失的史鉴巨着；

以及欧阳修等大家阐释经义、关切现实的学术笔记，其用意，几乎是不言自明的“明示”

。

这就像是在对全体官员，尤其是那些掌握着科举出题、阅卷权力的未来考官们，发出一个清晰无比的信号：

“诸位爱卿，都看到了吗？朕所重者，乃是这等能‘鉴往知来’、‘经世致用’的学问！”

“下一科，乃至今后的科举取士，朝廷要选拔的，不再是只会吟风弄月的词臣，而是通晓古今之变、能提出安邦定国实策的干才！”

“策论的重要性，将前所未有地提升！

诸位当以此为导向，勉励后学，亦当以此标准，为国选材！”

这份“赐书”

的举动，其政治智慧在于：

温和而坚定：它不是一道强硬的诏令，避免了在年节期间直接激起保守派的激烈反对。

它以“赏赐”

这种施恩的方式出现，让人难以拒绝，更难以在明面上反驳。

精准的受众：赏赐对象是帝国的决策核心和未来的主考官。

信号直接传递给最能影响科举风向的人，效率极高。

强大的说服力：用司马光、欧阳修这等重量级学者的着作作为“教材”

和“范本”

，本身就具有极强的学术权威性和说服力，使得“重策论、重实学”

的导向显得理所应当。

赐书仪式结束后，群臣手捧书卷，叩谢天恩，陆续退出紫宸殿。

每个人心中都翻涌着波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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