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3章 流言蜚语下（第3页）

将绥州之役、江南盐政等具体事务，皆提升至‘是否合于王道’、‘是否利于养民’的义理层面来辨析。”

这便是更高明的手段：不直接攻击皇帝的个人决策，而是通过持续不断的理论灌输和道德呼吁，试图将皇帝的施政思路，扳回到他们认可的“仁宗旧轨”

和“三代王道”

上来。

他们要将具体的政策争议，转化为一场关于治国根本理念的论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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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接下来的日子里，一些出自清流之手的奏章开始悄然增多。

这些奏章文辞雅驯，引经据典，核心内容却高度一致：借河北灾异，反复强调“帝王之德”

与“天心”

感应之理。

劝谏皇帝应“减嗜欲，躬节俭，远功利之臣，亲礼乐之化”

，应将主要精力用于“抚恤灾黎”

、“砥砺士风”

等“内修”

事务，对边事则应“持重”

、“怀柔”

，避免“耗竭民力”

。

这些言论，如同绵绵秋雨，看似温和，实则无孔不入地渗透着。

它们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让支持皇帝现行政策的人，在辩论中时常感到一种“理不直气不让”

的被动。

因为在儒家的语境里，“修德”

、“恤民”

、“偃武”

永远是政治正确的口号。

赵顼在福宁殿里，读着这些看似忠恳、实则处处隐含掣肘之意的奏章，眉头紧锁。

他感受到一种无形的、却又无比坚韧的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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