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2章 法理与情理（第5页）

然，若完全不考虑其被迫之苦、自首之诚，一味强调纲常，则法律岂非成了不教而诛的冰冷刀锯？司法者当衡情酌理，岂能唯礼是从？”

朝中的暗流：即便在保守派内部，也非铁板一块。

一些官员虽不赞同朝廷的激进改革，但对司马光这种将礼法推向极致的做法也有所保留。

他们认为，法律的目的在于“惩恶扬善”

，也应包含“教化”

与“宽恕”

。

阿云案若判死，恐失民心，亦有损朝廷仁厚之名。

只是碍于司马光的声望和皇帝的安排，他们暂未公开表态，但私下交谈，多认为司马光“过苛”

。

这场争论，表面是为一桩刑事案，实则是“法理”

与“礼教”

、“法律条文”

与“司法裁量”

、“绝对秩序”

与“个案公正”

之间的深层冲突。

司马光将“礼”

置于无可辩驳的最高位，而他的反对者们，则试图在法律框架内，为“人情”

、“事理”

和“权变”

争取一席之地。

李宪将这场沸沸扬扬的争议，原原本本地禀报给了赵顼，包括司马光的判决意见、登州知州许遵的抗辩、以及太学生中的各种议论。

赵顼听完，久久沉默。

他靠在御椅上，目光深邃地望着殿外沉闷的天空。

河北的灾情、西夏的威胁、财政的窘迫、漕运的艰难这些现实压力已经让他喘不过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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