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9章 朝堂定策（第2页）

韩琦的意见老成谋国，核心在于“稳”

字，代表了朝中绝大多数务实派官僚的想法。

赵顼不置可否，目光转向次相曾公亮：“曾相公之意如何？”

曾公亮出班奏对，更为具体：“陛下，臣赞同韩相之言。

变法需渐进。

然既设新科，或加重策论，则首要之事，在于立规矩、定范围。

若无范围，则策论命题天马行空，评判标准无所依从，必然导致混乱不公。

臣以为，当由礼部、国子监召集大儒，先行划定策论出题之典籍范围，使学子有所适从，考官有所凭据。

此乃改革之第一步，亦是关键一步。”

曾公亮将问题从“要不要改”

推进到了“如何改”

的技术层面，这是极具建设性的。

赵顼微微颔首，看向新任三司使韩绛：“韩卿执掌三司，深知实务之要，你以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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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绛因江南之功，气势正盛，出班朗声道：

“陛下！

臣以为韩相、曾相所言稳健，然时不我待！

朝廷需才孔亟，岂容徐徐图之？诗赋之弊，已然显着，当果断削减其分值比重，大幅提升策论地位！

至于范围，曾相所言极是，必须明确。

臣以为，策论当直指时弊，考题可源于《春秋》决狱之智、《通鉴》治乱之鉴、‘三礼’制度之详、《唐书》兴衰之由！

如此，方能考出真才实学！”

韩绛的言论明显偏向王安石，主张更激进的改革，但也接受了“划定范围”

这个前提。

随后，赵顼又点了翰林学士承旨王珪、御史中丞吕诲等人的名。

王珪文辞斐然，但善于逢迎，所言多是“陛下圣明，臣等愚钝，当谨慎商议”

之类的圆滑之语。

而吕诲作为言官领袖，则再次强调了司马光担忧的吏治风险，主张必须以最严格的标准防范新法可能产生的弊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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