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7章 卖国者鉴

网上有一句广为流传的话：“中国是一个伪装成国家的文明，而美国是一个伪装成国家的公司。”

然而，这句话仅仅说对了一半，因为中国的各个朝代实际上与美国现今的状况颇为相似，都可以被视作一个公司，而最终这些公司走向破产倒闭，皆有其内在的缘由。

在汉朝至唐朝的漫长时期里，世家门阀等特权阶层形成了一种垄断局面。

皇权就如同公司的首席执行官（ceo），而那些较为强势的皇帝则更像是公司的董事长。

不过，需要注意的是，皇帝所拥有的股份绝对不会超过其他董事的总和，而且各位董事的身份也仅仅在世家门阀内部流转。

即便发生了改朝换代，也无非是更换了一个ceo，或者替换掉几个董事而已。

至于普通百姓，他们始终处于社会底层，如同蝼蚁一般，几乎没有什么出头的机会。

在这样的社会结构下，自然也不太可能出现大规模的投敌叛国者。

中国古代文人叛国现象在唐宋之际发生了显着的转折。

在唐代，高级官员叛国者所占比例不足半成，然而到了南宋时期，降官的比例竟然接近四成，而在明末更是达到了惊人的数量。

这种群体性的道德溃败现象背后，实际上隐藏着深刻的社会结构转型逻辑。

黄巢之乱成为了这一转型的关键节点。

这场起义专门针对世家门阀进行屠杀，从物理上消灭了魏晋以来的世家门阀体系。

这些传承数百年的贵族集团，不仅是皇权的共治者，更是地方治理的实际掌控者。

当长安三次遭受屠城，那句“天街踏尽公卿骨”

成为了现实，维系社会运转的门阀网络也随之分崩离析。

随着世家门阀体系的崩塌，权力架构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原本的“天子与世家共天下”

的股权共同体被打破，取而代之的是皇帝与官员的雇佣关系。

官员更像打工人，在这种新的权力格局下，官僚群体逐渐失去了对国家和社会的责任感，而更多地受到资本的驱动。

科举制原本是门阀大族的私器，只有他们的子弟才有机会通过科举进入仕途，掌握权力。

然而，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历史的进程，科举制逐渐被迫从门阀私器转变为天下公器。

这一转变使得寒门士子有了更多的机会参与科举考试，进入官场。

然而，这些寒门士子虽然通过科举获得了权力，但他们缺乏世家大族所拥有的根系网络。

他们的权力合法性依赖于皇权授权的职业资格。

这意味着他们在官场上的地位和权力相对不稳定，容易受到皇权的摆布。

这种转变使得官僚群体从原本的“股东”

地位逐渐沦为“职业打工人”

。

他们不再像过去那样与王朝有着紧密的血缘联系，而是仅仅依靠职业资格来行使权力。

由于权力不能世袭，文人对王朝的归属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这种打工人式的官僚群体的出现，使得文人叛国现象愈发严重。

他们不再将国家和民族的利益放在首位，而是更关注个人的利益和地位。

所以才有：“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

。

这些官僚早已经将国家和人民抛之脑后。

本章未完，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