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2章 省里向市里传达自力更生

1987

年春末的市政府办公室像个被文件胀破的信封，三屉桌上的搪瓷缸摞成金字塔，最顶层的缸子缺了口，边沿还沾着

1986

年庆功宴的红烧肉渍。

李海山盯着墙上的电子钟，指针在

“10:00”

位置卡了二十分钟

——

这是陈永年从报废的礼堂拆来的，就像他们等待的省里指示，永远停留在

“即将到达”

的荒诞时刻。

电话在第十一次铃响时炸开，陈永年抓起听筒，肩膀上的塑料花补丁蹭掉两片，落在

“自力更生”

的会议记录上：“对对，我们坚决落实！”

他的眼镜片闪过走廊尽头的阳光，那里堆着从幼儿园借来的积木，准备拼成

“自力更生”

的立体标语。

放下电话，他转身撞翻了装满红头文件的纸箱，1958

年的

“大跃进食谱”

和

1976

年的

“防震罐头分配表”

混在一起，像极了他们即将编造的

“新时代自力更生方案”

。

省工作组的吉普车在院门口发出刺耳的刹车声时，李海山的中山装第三颗纽扣终于彻底失踪，露出的跨栏背心上，张大姐用古巴国旗碎片拼的

“自”

字缺了左上角，像个永远张着嘴的问号。

“同志们，”

省工作组组长老周拍着他的肩膀，袖口扫落了李海山胸前的孔雀羽毛

——

那是从

“国际泔水文化展”

的展板上扯下来的，“中央的指示很明确：自力更生，就是自己想办法生一堆主意，别总想着伸手要！”

会议室的吊扇在文件堆上方挣扎，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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