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卷 学霸必须死徽州丝绢案始末（第34页）

后来到了隆庆六年，朝廷设立了徽宁兵备道，把徽州防务从金衢道接回来。

按说这笔饷银该随之转过来，相应科目名称也要修改，可徽宁兵备道打起了小算盘，觉得可以从中渔利。

首先，徽宁兵备道先从徽州府征收一笔兵饷银，于情于理这都是应该的，程序上没有任何问题。

然后徽宁兵备道给金衢道移文，说徽州防务我们接手了，兵饷银以后归本道所用。

金衢道觉得这也合理，办了移交手续。

最关键的手法来了：徽宁兵备道并没告诉徽州府，兵饷发生了转移，反而要求徽州府在“协济金衢道兵饷银”

中间加上“解池州府”

四个字，意思是，以后你们交给金衢道的兵饷银，送到池州来就好啦。

徽州府非但没觉察这个小手段，还觉得挺高兴。

因为解送兵饷本身也是有成本的，送到池州比送到衢州可近多了，这么一改“解池州府”

，我们还省了一笔运输费呢。

阖府上下，都赞颂兵备老爷体恤民情。

经过这么一番操作，徽州府每年要交两笔兵饷银，名义上一笔给金衢道，一笔给徽宁道。

其实金衢道早就收不到了，这两笔银子都要解去池州，落入徽宁道手里。

说白了，这算重复征税。

有人也许有疑问，交两次钱，徽州府难道傻吗？

奥妙就奥妙在这儿了。

从徽州府的财务角度来看，这是两笔不同的支出，一项是给外地驻军，一项是给本地驻军。

如果不知道“协济金衢道”

的前因后果，根本看不出两项其实是同一项。

要知道，在一个庞大的官僚机构里，政策的执行是有惯性的（比如说在大明）。

政策一旦形成惯例，即使周围情况发生变化，官员仍旧会机械地继续执行，不会主动求变，甚至畏惧变化。

所谓“祖宗成法”

，就是这么来的。

徽州府一直在交纳“协济金衢道兵饷银”

，这已经形成了一个习惯。

既然没人通知取消，那么就继续交下去好了，也没人追究它是怎么产生的。

那笔丝绢税也是同样的道理，歙县不也默默地交了两百年吗？

大明的正税不多，杂税和隐形税却无比繁重，其中很大一部分，就是通过这种方式在体制内悄然形成的。

积弊一旦生垢，便难以清除，积少成多，演变出无数散碎、复杂的短途税链，赋税比账面上要沉重数倍。

看到这里，我们大概能明白，六县为什么纠结于这些税目数字了。

并非只是因为他们热爱兴讼，实在是负担太重，不堪承受。

从这次争议中能看到，除夏税秋粮的正税之外，徽州府还要征收南京承运库的人丁丝绢，给地方政府的六项均平银，给工部、户部的物料银，还有各种各样的地方协济……

若是再碰上徽宁兵备道这样有私心的，上下其手，又运作出一笔额外的税收，负担就更大了。

此前第一版太平府方案中，徽州官员甚至还想借机运作一下，增加一点官府办公费。

更可怕的是，这些数字，只是解到库的税额，还要加上途中的扛解、火耗、补平、内府铺垫等，这才是老百姓最终要承担的税负。

徽州府每年要向六七个部门分别解送税赋，每多一路，附加成本就会翻一倍。

就这样，地方杂税和临时税不断增加，附加成本随之提高，效率直线下降，整个体制逐渐变得臃肿无比，同时造就了大片舞弊空间。

大部分税额，就在这些烦琐、细碎的流转环节中，被各级操盘手们吸走。

老百姓交的钱越来越多，朝廷收入却不见增加，大部分都在中间环节里被消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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