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31章 联盟（第5页）
但大量的刺激政策踩着错误的时点出台，将本已稳步增长的国内经济推上了一条经济过热的不归路。
泡沫破灭时拙劣的政府管理能力：与美国在08年金融危机后的处理方式截然不同，日本监管机构并没有强制银行冲销坏账，而是允许银行继续向本已资不抵债的公司贷款以避免冲销坏账。
这严重拖延了经济重建的机会并将大量资金注入已无法产生任何价值的“僵尸企业”
。
5.2.
日、德经验对比：货币政策独立性尤为重要
20
世纪
60、70
年代以后，日本和德国几乎在同一历史时期出现了经济高速增长，崛起过程中，汇率升值也都曾经成为困扰这两个国家宏观经济政策的难题。
面对货币升值压力，日本和德国采用了不同的对策，给这两个国家的宏观稳定和经济增长带来了截然不同的影响。
而德国的经验主要是：适时调整汇率政策，奉行独立的货币政策。
“广场协议”
也导致德国马克的大幅升值，并且也造成短期的经济衰退。
但德国人始终对魏玛共和国（1919-1933年间的德国）时期的恶性通货膨胀记忆犹新，因此德意志联邦银行（前德国央行）对于刺激措施非常谨慎，德国政府也对其财政政策持类似的谨慎态度。
德国货币当局政策旗帜鲜明，重心是国内，尤其是国内物价和产出稳定，马克汇率处于相对次要的地位。
1974
年，德国放松外汇汇兑方面的管制。
在独立货币政策、资本自由流动和固定汇率三难选择之间，德国货币当局旗帜鲜明地贯彻货币政策独立性，物价和产出稳定是货币当局最关心的事情。
6.
新广场协议离我们有多远?
85年“广场协议”
的最精妙之处在于：没有对美国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施加任何额外的约束，就达到了美元贬值的目标。
而03年的g7会议，包括最近的安倍经济学，欧洲的qe，全都是政治影响汇率的先例。
当前全球经济大环境不景气，由于美国不愿意对自身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实施约束，那么促使外围国家货币升值和“逆周期”
贸易政策，成为08年金融危机以来美国试图增加国内就业和调整外部不平衡的两个基本工具。
而联储主席耶伦最新的国会证词里面同时提到美元升值和人民币汇率贬值对经济和金融市场的巨大影响，说明汇率变化重新成为全球央行的焦点问题。
但达成“新广场协议”
的分歧也较大。
一是大央行间还没有形成完善的协作机制;二是虽然中国每个月的贸易顺差依然在增加，但美国的外贸逆差并没有扩大。
三是短期看美国加息预期延后，美元短期走弱，所以新“广场协议”
的提法未免过于激烈。
但对于中国而言，中美经济分化的背景下，汇率贬值本身值得肯定，只是在贬值的时机和幅度的选择上存在争议。
如果人民币汇率强行升值，只会进一步加剧国内房地产等资产的泡沫化，对经济的转型更不利。
根据着名的“蒙代尔三角”
理论，货币政策独立性、资本自由流动与汇率稳定这三个政策目标不可能同时达到，而日本和德国的经验对比表明，只要货币当局旗帜鲜明地维护国内物价和产出稳定，汇率浮动和资本项目开放并不足以破坏国内经济。
在一国经济崛起的过程中要防止某些大国经常地指手画脚，这也就需要央行加强与市场的沟通，向外界给出坚决维护国内货币政策独立性的明确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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