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9章 沉疴与新生

石匠铺的日子，像山涧里的溪流，表面平静，底下却潜藏着冰冷的石头和看不见的漩涡。

时间在这里以草药的煎煮次数、伤员体温的起伏和日渐减少的粮食储备来计算。

祠堂临时医护所的气味已经成了我生活的一部分——草药的清苦，伤口化脓的腥甜，煮沸布带的碱水味，还有干草被体温烘烤后散发出的、略带霉味的暖意。

我成了这里的常客，几乎寸步不离地守着二蛋。

他的病情如同这太行山的天气，反复无常。

那天清晨短暂的清醒和那声“哥”

之后，他又陷入了持续的高热和昏沉。

小何卫生员——全名何秀芹，是个话不多但手脚极其利落的姑娘，据说是跟着部队里一个老郎中学了几年，被迫成了这石匠铺唯一的“专业”

医护人员。

她每天都会来给二蛋检查，喂药，擦拭身体。

“体温还是没降下去，肺里的啰音也没消。”

何秀芹收起用竹筒自制的听诊器，眉头微蹙，语气里带着与她年龄不符的沉稳和一丝不易察觉的忧虑，“消炎的蒲公英、鱼腥草都用上了，效果太慢。

要是能有西药……”

她没再说下去，但我们都明白。

磺胺、奎宁这些宝贵的西药，在主力部队都是稀缺物资，更别说这偏远的山村据点了。

我只能更勤快地用湿布给他擦拭额头、腋下，试图用物理方式带走一些热量。

我学着何秀芹的样子，辨认着瓦罐里翻滚的草药，掌握火候，按时给他喂下那苦涩的汁液。

喂药是件极其困难的事，他大多时候牙关紧咬，意识模糊，我需要极有耐心地一点点撬开他的嘴唇，用竹勺小心地滴进去，生怕他呛到。

张铁锤偶尔会拄着棍子过来看看。

他的腿伤在何秀芹用草药外敷和内服下，红肿消褪了不少，虽然走路还瘸，但已无大碍。

他通常只是沉默地站在干草铺边，看上一会儿，然后拍拍我的肩膀，什么也不说，又默默离开。

他手下的兵，伤势较轻的，已经开始帮着村民干些杂活，比如修补屋顶、加固篱笆，算是以工代赈，也借此融入这里的生活。

他们与八路军战士和民兵之间，那种最初的隔阂和警惕，在共同的劳作和有限的交流中，似乎正在慢慢消融。

李老蔫牺牲的消息，老耿选择在一个傍晚，委婉地告诉了张铁锤和我们几个原国民党士兵。

当时我们正围坐在祠堂外空地上喝稀粥，夕阳的余晖将每个人的脸都染成了古铜色。

“……李排长他们，在黑风寨打得很英勇，吸引了大量鬼子，为我们突围创造了决定性的机会。”

老耿的声音平静，但每个字都像石头一样砸在我们心上，“他们……全部殉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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