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2章 新政萌芽（第2页）

只是不知，这位手段酷烈、心思深沉的陛下，面对这积重难返的民生经济，又会拿出怎样石破天惊的方略？

“民为国本，食为民天。

朝廷之威，源于兵甲，朝廷之富，源于赋税，而兵甲赋税之源，皆系于农！”

李渊的声音陡然提升了几分，带着一种斩钉截铁的决断，“前隋旧制，早已崩坏殆尽，弊端丛生，难以沿用。

朕意已决，当革除积弊，创立新制！

以均田之法安顿百姓，以租庸之制富足国家，强我大唐万世不移之根基！”

“均田”

、“租庸”

，这两个并非完全陌生的词从皇帝口中清晰吐出时，许多精通政务、熟知历史的大臣眼中顿时闪过惊疑与思索的精光。

这并非陛下凭空创造的概念，北魏孝文帝、北周武帝乃至隋文帝早期，都曾不同程度地推行过类似的土地与赋役制度，初期确曾起到强盛国力的作用，但最终都难以逃脱被土地兼并、吏治腐败、贵族特权所侵蚀而逐渐败坏的命运。

陛下在此刻朝局初定、内外压力并未完全消除之时，重提并意图强化此制，意欲何为？又能有何不同？

“着尚书省，会同户部、工部、及中书、门下两省官员，即日着手，草拟新政之详细条陈。”

李渊没有任何犹豫，直接下达了命令，语气不容置疑，“新制之要旨核心，朕有数点，尔等需仔细参详，务必融入其中，不得有误。”

他略作停顿，仿佛在整理脑海中那经过龙魂之力加持而变得异常清晰缜密的思路，随后条分缕析地说道，每一个字都如同凿刻般清晰：

“其一，均田之法。

核心在于‘均’字，务求最大程度之公允，首要之务便是抑制豪强兼并，使耕者有其田！

具体而言：丁男（二十一至五十九岁）、中男（十六至二十岁），皆为国家授田之对象。

所授之田，明确分为‘口分田’与‘永业田’两类。

口分田，受田者仅有耕种权，身死之后则需归还官府，另行授受，以保证田土不流失；永业田，则可传之于孙，世代承袭，但亦严禁私自买卖典当，以防变相兼并。

授田之具体数额，尚书省需会同户部，派遣干员，详细勘察各州县实际田亩数量、贫瘠程度、人口多寡，务必做到因地制宜，精准授受，力求使民有力可耕，有田可种，绝不能再出现豪强阡陌纵横，贫者无立锥之地的惨状！

此外，对于主动开垦荒地者，新垦之地，朝廷应予奖励，可规定数年内减免甚至免除赋税，以鼓励垦荒，增加国朝田亩总数。”

这番话，精准地点明了均田制的核心目的，通过国家权力重新分配土地资源，限制土地兼并，保障相当数量的自耕农存在，从而保证国家稳定的税基、兵源和徭役来源，维护社会结构的稳定。

许多出身寒门或真正关心民瘼的官员，如萧瑀、陈叔达等，闻言不禁暗暗颔首，若真能如此执行，确是利国利民之良法。

“其二，租庸调之法。”

李渊继续说道，语气沉稳，“此乃与新均田制相匹配、相辅相成之赋役之法，务必简明易行，避免前朝苛捐杂税之弊。

‘租’，每丁每年纳粟二石，此为基于田亩征收的实物地租，乃国家粮食之根本；‘调’，随乡土所产，每年纳绢（或绫、絁）二丈、绵三两，或纳布二丈五尺、麻三斤，此为基于农户手工业产出的户调，乃国家布帛来源；‘庸’，每丁每年需为朝廷服徭役二十日。

此乃丁男对国家应尽之义务，用于修筑城池、宫苑、道路、水利等公共之役。”

说到此处，他话锋一转，声音加重了几分，提出了一个关键性的变通：“然，此‘庸’之制，需有仁政之变通！

若当年官府无需其亲身服役，则每丁可每日折纳绢三尺或布三尺七寸五分，称为‘庸绢’或‘庸布’，以此代替亲身服役！

换言之，百姓可纳绢布代役！

此制，一可避免徭役过度征发，严重耽误农时，影响田地收成；二可减少胥吏衙役借征发徭役之机，盘剥勒索百姓之积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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