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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经济方面，西欧依赖于由美国提供资金的马歇尔计划，而东欧则依赖于经济互助委员会，从理论上说，这个委员会的任务是输送苏联援助的物资，但实际情况正相反。

这种形势与人们所熟悉的19世纪和20世纪初占优势的欧洲全球霸权的格局惊人地相反。

19世纪和20世纪初时，全世界的人已习惯于整块整块的大陆为欧洲列强所瓜分，并开始认为这几乎就是事物正常秩序的一部分。

但这时，发生的情况却恰恰相反：欧洲本身正在被外来的两个大国划分成两大势力范围；同时，欧洲的殖民地不管帝国的首都同意与否，全都在摆脱欧洲的控制。

因此，在战后头几年中出现欧洲死亡的讣告并不令人奇怪。

欧洲这时与希腊化时代的希腊相似，那些标题为《欧洲的末日审判》、《欧洲的政治崩溃》和《欧洲时代的消失》的论文都认为欧洲已灭亡。

正如德国历史学家奥斯瓦尔德·施本格勒在目睹第一次世界大战带来的创伤之后写下了《西方的衰落》一样，德国社会学家阿尔弗雷德·韦伯在目睹第二次世界大战带来的更大的创伤之后写下《别了，欧洲历史》。

二、冷战的缓和

人们虽然不愿承认华盛顿和莫斯科的首要地位，但最终还是勉强地承认了，这一定程度上是因为面对冷战造成的压力和紧张局势，人们需要华盛顿和莫斯科的支持。

但是，冷战在愈演愈烈地进行数年之后（见第二十六章第七节），到1953年开始减弱。

一个原因是在晚年变得越来越多疑和强硬的斯大林于1953年4月去世了。

他的较年轻的继承者准备缓和国外的冷战和国内的独裁统治。

与此同时，在美国，新的艾森豪威尔政府正在取代杜鲁门政府。

这也有助于国际形势的"缓和"，因为艾森豪威尔能在朝鲜缔结和约，而杜鲁门则会由于国内的政治原因而认为这样做是极为困难的。

因此，1953年7月，朝鲜战争宣告结束，从而消除了国际紧张局势中最大的一个根源。

第二个月，苏联政府宣布，它也掌握了氢弹的秘密。

似乎十分有悖常理的是，由于苏联掌握氢弹这一事实有力地说明了战争已不再成为解决国际争端的可能方法，结果反而加强了和解运动。

众所周知，美国在比基尼岛上引爆的那颗氢弹相当于1500万吨梯恩梯炸药。

它比投在广岛上的那颗原子弹的威力还要大750倍，而那颗原子弹已炸死了78o00人。

1955年3月1日，丘吉尔在对众议院的一次演讲中指出，新式武器除改变战争外，还改变了国际关系。

它不仅威胁着象英国这样的小国的生存，而且威胁着美国和苏联这样的超级大国的生存。

丘吉尔断言："通过一个极具讽刺意味的过程，我们完全有可能达到这样一个历史阶段：安全成为恐怖的健壮的孩子。

"

新的国际气氛的一个引人注目的表现是1955年7月艾森豪威尔总统、布尔加宁部长会议主席、艾登首相和富尔总理在日内瓦举行了"最高级"会议。

这是自io年前波茨坦会议以来举行的第一次"四巨头"会议。

虽然会议没有达成任何实质性的决议，但气氛是热烈诚挚的。

仅美苏领导人能会面并进行友好的讨论这一事实便是前几年关系冻结之后的一大进展。

军事上的僵持局面与冷战的缓和一起立即对全世界产生了影响。

人们越来越确信世界大战不大可能爆发；这一点缓和了国际紧张局势，也缓和了各敌对集团的强硬态度。

西欧各国不再十分担心有苏联入侵的危险，因而也不再认为须如此依赖于华盛顿，而是更乐于制订并实施它们自己的政策。

东欧在较小的程度上也是如此，这多少说明了1956年波兰和匈牙利发生骚乱的原因。

甚至在殖民地世界中也存在着这种影响。

英法远征苏伊士之所以失败，不是因为他们比纳赛尔软弱，而是因为他们不敢在一个有可能爆发氢弹战争的时代里冒点燃国际战火的危险。

同样，由于这一原因，西方列强没能援助匈牙利的革命者，苏联人没能对波兰的民族主义共产党人采取军事行动。

大国受束缚的最明显的例子可在1962年的古巴危机中见到，这次危机的突然发生是因为美国通过空中侦察发现苏联正在古巴建造导弹基地，而且美国大部分地区不久就会在其射程之内。

1962年10月22日，肯尼迪总统在一次引人注目的广播讲话中宣布，美国将采取断然措施来消除对美国的这一威胁，但是不会使赫鲁晓夫过于难堪，惹得他作出危险的反应。

肯尼迪宣布实行"封锁"，禁止舰船将进攻性武器运往古巴，并要求苏联撤走战略性导弹。

但是，他没有要求取消卡斯特罗政权，也没有要求拆除古巴的防预性导弹。

当开往古巴的苏联船只改变航线时，当美国确信苏联油船未带进攻性武器而允许它继续前进时，很明显，这两个国家都不想打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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