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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前所述，这一独特发展的基础就是德拉姆伯爵1839年提出的责任政府制的原则。
这个观念太新、太激进，不能马上为人们所接受，但是，英国政府的确迅速实行了他的将两个加拿大重新联合起来的建议。
1841年生效的《加拿大法案》规定，加拿大联合议会由上院和下院组成；上院由总督任命，是终生的，下院在相当广泛的选举权的基础上选举产生。
行政部长将由总督选拔，这使总督能任命属于下院中多数党的那些人，从而建立责任政府制。
好几年中，英国政府不愿冒险尝试。
1839年，殖民大臣约翰·罗素伯爵指出了他认为责任政府制不可能实行的原因："很可能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总督在接到女王命令的同时，又得到他的行政议会的劝告，而这两者是完全不相一致的。
如果他服从来自英国的命令，立宪责任之类的事就会彻底失败；但是，如果他听从其议会的劝告，他就不再是一位从属的官员，而是一位独立的君主。
……因此，我了解到了采纳[责任政府制]原则时所难以逾越的障碍。
"罗素伯爵说，摆脱这种僵局的方法是双方"采取明智的节制态度。
总督必须只反对议会的极大地影响女五名誉或帝国利益的请求；而为了协调一致，为了虔诚地依附大不列颠的权力，议会必须准备修改它的某些措施"。
这一妥协方针在实际中证明是行不通的，一任又一任总督都未能阻止充分实行责任制的要求。
1846年，一位新殖民大臣格雷勋爵察觉到不可能阻止德拉姆所提倡的责任政府制的实施。
他在给新斯科合总督的命令中大胆宣布："……让上院长期阻挠舆论所要求的、议会的民众部门所提出的某些措施的通过，是不可能的。
……在北美任何英属殖民地继续维持与居民意见相违背的政府，既不可能，也不会令人满意；对于这一点，无论怎样明确承认也不为过。
"
于是，责任政府制首先在新斯科舍，随即在加拿大得到实施，从而成功地证明了德拉姆伯爵的先见之明。
施行责任政府制几年后，加拿大总督下结论说："我已有这样一种想法：在北美大陆这块土地上，在共和国美国面前，维持同英国的关系和英国的制度是可能的，倘若你慷慨地、信任地授予英国的制度的话。
当信仰是真诚的时候，它始终是有感染力的。
……"1837年的起义领袖威廉·罗耀·麦肯齐给了最惊人的颂辞。
他在经过十年流放遇大赦返回家园时说道："如果我1837年时就看到了我在1848年时见到的情形，那么，不管我们也许会犯下什么错误，我会一想到那种造反的念头就不寒而栗。
"
如此，在英国与其北美殖民地之间的关系上开始了一场彻底的革命。
由于责任政府制原则被推广到其他殖民地，英帝国转变成直至今天仍很繁荣的持久的英联邦。
由于沿海各省乃至加拿大联合省人口太少、不能有效地孤立独处，加拿大政治上的进一步发展——1867年加拿大联盟的成立——是必不可少的。
此外，加拿大西部广大地区及其未经勘探过的资源正有待于开发，这是加拿大的责任。
随着美国南北战争结束而来的是美国爱国狂的大国沙文主义的雄辩，他们把眼光贪婪地盯着北面的英属殖民地，因此，统一不仅保证了经济上的利益，而且保证了军事上的安全。
在经过极短时间的讨论之后，加拿大政治家们一致达成联合协议，1867年7月1日通过《英属北美法案》，成立了加拿大自治领。
在以后的几十年中，自治领象美国那样将领土向西扩展到太平洋。
马尼托巴、不列颠哥伦比亚、阿尔伯达和萨斯喀彻温分别于1870年、1871年和1905年成为自治领的省份。
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其时，类似的发展正在欧洲人移居的帝国的其他地区出现。
澳大利亚的殖民地化始于1787年，当时，一支由750名罪犯和250名看守组成的远征队从英国到达这里。
由于失去了十三个殖民地，澳大利亚使被选作新的罪犯倾倒场。
到1793年时，自由移民开始到达此地，并在今昆士兰、维多利亚、南澳大利亚、塔斯马尼亚乃至遥远的西澳大利亚建立了殖民地。
与此同时，成群的捕鲸者、捕海豹的人和商人动身到更加遥远的新西兰诸岛去，至1792年，他们已屡次到达那里，尽管当地的毛利人即波利尼西亚人比澳大利亚土著居民先进、好战得多。
到1839年时，新西兰已有2，000移民，于是，伦敦正式宣布它为英国的领地。
随后几十年中，殖民者接连不断地从英国来到那里，而这主要是由于爱德华·吉本·韦克菲尔德的活动；他是一位精力旺盛的发起者，曾创办土地开发公司，向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输送了相当多的移民。
至19世纪中叶，一系列殖民地已在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大部分沿海地区扎下根来，而且，由干这些殖民地人口日渐增加、局势日趋稳定，它们开始要求自己管理自己的事务。
要求自治的骚动愈益频繁，正如早些时候加拿大的情况一样，但是，加拿大的先例这时却围作使太平洋殖民地轻易获胜的模式。
1850年，英国议会通过了《澳大利亚殖民政府法案》，授权各殖民地组成它们自己的议会、确定选举权、修改它们的宪法、规定自己的关税等，但所有这些须经女王批准后才能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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