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5节（第13页）

欧洲的炮舰可在中国的内河上巡逻，而土耳其人却控制着他们的海峡。

当欧洲人在奥斯曼帝国享有治外法权时，他们对土耳其人的宗主权的侵犯从未达到他们在中国各租界、尤其在上海公共租界对中国人的宗主权的侵犯程度，一般说来，欧洲以控制土耳其的相同方式控制了中国，不过这一控制在中国更直接、更广泛。

另一方面，中国又不象印度那样被彻底征服和受外国人的直接统治。

这一区别的主要原因在于，这时中国无防御能力已变得十分明显，不止一个强国对这个国家感兴趣，因此，没有一个国家拥有英国19世纪早期在印度所享有并利用的那种行动自由权。

19世纪后半叶中国所经受的屈辱和灾难使传统的以自我为中心的中国进行了痛苦的自我反省、重新评价和重新组织。

下面我们将沿着这一过程的轨迹，看看中国人是怎样慢慢地、勉强地试图首先在军事领域，其次在经济领域，再次在社会和文化领域，最后在政治领域仿效西方模式的。

二、军事影响

中英鸦片战争期间，有位是中国皇帝的亲戚的军事将领想出一个打败西方蛮族的计划。

他建议在猴子的背后挂上鞭炮，然后把猴子抛到停泊在岸边的英国军舰的甲板上。

这个计划被批准后，19只猴子关在笼子里被带到了中国人的司令部，但却找不到一个敢到英国军舰的射程内去抛猴子的人。

这一事件反映出19世纪中叶中、西方军事技术方面的奇异的差别。

中国总督林则徐曾试图禁止鸦片流入国内，并顶住了英国人的第一次强攻，但他也认识到外国军事力量的优势。

他在给朋友的一封信中写道，同英国军舰抗衡是不可能的，并断定："船只、大炮和水军是绝对不可缺少的。

"但林则徐决不愿意散布这些观点。

"我只请你对此保密"，他这样要求他的朋友，"千万不要告诉别人。

"

他不愿意公开这些观点，说明他担心这会在同僚和上司中引起敌对反应。

这种担心决不是没有道理的。

统治中国的士大夫除少数人外仍然极其厌恶和藐视西方的一切。

虽然失败的打击迫使他们采取某些措施，效仿西方的武器和技术，但在实际中他们只是做做样子而已。

官吏们在机械事务方面的无能已无可救药，纵然他们真诚地想模仿西方——从根本上说，他们并不想模仿西方。

因而，在1842年到1858年两次战争之间的十几年中，中国面对欧洲扩张主义的挑战几乎没有做什么。

三、经济影响

在西方列强手下遭到的第二次失败，使中国少数有远见的知识分子再次重新考虑他们传统的准则和政策。

他们的对策是所谓的"自强"运动。

这一词语本身出自儒家经典著作，在19世纪60年代，用来相通过移植西方的机械制造来保护中国文明。

在这一点上，中国的领导者这时已准备超越纯军事范畴，广泛地将铁路、轮船航线、机械工厂和应用科学包括在内。

用当时一位改革者的话来说，"中国应获得西方在武器和机械方面的优势，但仍保持中国的儒家道德至尊地位。

"这一"自治"运动注定要失败，因为它所基于的基本设想是荒谬的。

西方化不可能是一个不彻底的过程，要么完全照抄，要么全盘否定。

工具方面的西方化必然导致思想和制度上的西方化。

因此，西方的科学不可能用来维护儒家文明，相反，必将削弱这一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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