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2节（第10页）

社会主义在多数方面是18世纪和19世纪初叶的古典自由主义的对立面，因为社会主义提倡有利于整个社会利益的社会管理或生产资料所有制。

自由主义强调个人和个人权利，社会主义则强调社会和社会的集体福利。

自由主义声称社会是自然法则的产物，否认通过立法人为地增进人类幸福的可能性，而社会主义则认为人类通过理性的思考和行动能决定自己的社会制度和社会关系。

此外，社会主义坚持认为，人的本性主要是社会环境的产物，因此，如果特别地建立一个社会，其目的在于促进集体福利而不是促进个人利益、促进合作的社会态度和行为型式而不是促进竞争的社会态度和行为型式，那么，当代的弊病就可以被消除。

简言之，社会主义强调的是社会和有计划的社会变革，而不是个人和自由放任主义。

改革社会的种种计划决不是我们当今时代所特有的。

从文明兴起以来，政治权力和经济权力一直集中在少数人手上。

由于这种情况，各时代的预言者和改革者提倡促进社会正义和社会平等的种种计划。

例如，在古典世界，柏拉图在《理想国》中要求实现一种贵族式的共产主义、一种共产主义哲学家的专政。

在中世纪时期，英国农民领袖约翰·保尔告诉其追随者说："我的善良的人们，——直到所有的商品为人们所共同拥有时，直到既没有农奴也没有绅士、我们人人平等时，英国的事情才能办好，在任何时候都会办好。

"在近代初期，托马斯·莫尔在《乌托邦》中描绘了一种理想的国家，其公民不是因其财富或祖先，而是因他们对国家的贡献才受到尊敬。

英国革命和法国革命的骚动和激情自然激励人们提出更多的促进公共福利的方案。

我们已知道，在17世纪的英国，李尔本和其平均派的成员不仅争取政治改革，而且.争取社会改革。

法国革命中和李尔本酷似的人是"格拉古"巴贝夫，他于1795年组织了"平等会"。

巴贝夫把法国革命看作"仅仅是远为重大、远为神圣的另一次革命的先驱，而这另一次革命将是最后一次革命。

"为了实现这最后的革命，巴贝夫宣布必须采取以下严厉措施："将国家现有的全部财富置于共和国手中……使所有的公民工作……实现产品和享受的平均分配。

……"

巴贝夫提倡废除私有财产，这在当时的法国没有可能被接受。

连城市工人都不准备采取如此激进的手段，而构成人口的大多数的农民则激烈反对一种将剥夺他们新近获得的、十分珍爱的土地的纲领。

因而，督政府毫不困难地逮捕、处死了巴贝夫，并驱散了他的追随者。

因此，在法国同在英国一样，占优势的不是社会主义，而是建立在私有财产的神圣性的基础上的自由主义。

这种情况并不意味着社会抗议和社会骚动随着克伦威尔和拿破仑的胜利而终止。

事实上，新的朝气蓬勃的一派社会改革者——空想社会主义者——于19世纪初叶出现。

原因在于，法国革命虽然已唤起民众的期望，但未能使民众全都满意。

仍然存在着富人和穷人、剥削者和被剥削者。

实际上，工业革命的到来带来了贫民窟和重新出现的失业状态，似乎使富人和穷人之间的冲突更剧烈了。

空想社会主义者对这些状况作出了反应，试图把人类从剥削人的资本主义制度下解放出来，就象他们的前辈早先把人类从约束人的封建制度下解放出来一样。

杰出的空想社会主义者是两个法国人圣西门（1760－1825年）和傅立叶（1772一1837年）与英国企业家罗伯特·欧文（1771－1858年）。

这些人由于他们所提出的各种理论和方案，至今仍未为人们所忘记。

圣西门极力主张国家应把资本借给将按照"各尽所能、按劳取酬"的原则起作用的合作社。

傅立叶提倡把社会改组为各有16o0人和5000英亩土地的小的合作团体即"法郎吉"。

欧文通过把其工厂所在的新拉纳克改变为一个模范村、通过在印第安纳建立一个短暂的共产主义的"新和谐"村而赢得广泛的注意。

所有这些空想社会主义者都有一个共同的基本特点。

他们把注意力集中在他们所设计的模范社会的原则和明确的活动方式上。

但是，这些模范社会将如何取代现存社会的问题，他们从未认真地考虑过。

他们对于从富裕的或有权势的资助人那里得到帮助这一点抱有模糊的期望。

例如，圣西门曾试图谋取教皇和路易十八的支持。

傅立叶曾于每天中午坐在自己的房间里，等候人们对他在报上的请求支持的呼吁作出响应，白白等候了12年。

也就是说，空想社会主义者都不是革命者。

他们虽然有社会变革的方案，但并不期望和打算通过无产者的起义来实现社会变革。

本章未完，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